今天蜗牛号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诗风呈现冷艳奇险,以下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
诗风呈现冷艳奇险的诗人是谁
答1、李贺(公元790年——816年),字长吉,汉族,唐代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拆氏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2、李贺20岁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因父亲名为晋肃，与进士同音，就以冒犯父名取消他的考试资格。后由于文学名气很高，担任了一名奉礼郎的卑微小官，留在旅铅散京城。李贺本来胸怀大志，性情傲岸，如今作了这样一个形同仆役的小官，感到十分屈辱，就称病辞去官职，回福昌老家过上隐居生活。
3、李贺常骑着一头跛脚的驴子，背着一个破旧的锦囊，出外寻找灵感。他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创作的诗激坦文为“鬼仙之辞”。
用什么词来形容李贺
答李贺：奇诡璀璨或瑰诡
理由：李贺的诗很多借助于荒坟野草、牛鬼蛇神等奇异的自然形象，来表达他烂铅怨恨悲愁的情绪与荒诞虚幻的意境。在此之中荒郊野鬼、香魂梦语、阴冷幽峭意更加突出。兆敏像“鬼灯如漆点松花”、“秋坟鬼唱鲍家诗”、“鬼雨洒空草”、“鬼哭复何益”之类，诗歌中大量出现鬼魂的形象用来寄托人的感情，除李贺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人们在评价李贺的诗词也往往将他的才华与诗中的“鬼”字联系在一起。
但李贺并不仅仅以描写鬼怪题材见长。称之为“鬼才”，更重要的原因似在于：李贺的诗从意境、构思到基本表现的手法，都务求瑰奇诡异，有时，甚至诡异到神出鬼没、匪夷所思的地饥猜好步。严羽《沧浪诗话》曾用“瑰诡”二字来形容“长吉体”的风格特点，这“瑰诡”二字正可作为“鬼才”的注脚。
求 浅析李贺诡异冷艳诗风 论文
答长谈诗鬼李贺诗歌中的“鬼气”
――“长吉体”诗风
唐代诗坛名家辈出，千古不朽的诗篇浩如烟海。在这繁花似锦的诗歌苑圃中，有一枝绚丽夺目的奇范异卉，这就是李贺的诗歌。
李贺(公元790—816)是中唐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仕途蹭蹬，贫病交加的困境下，仅仅度过了人生的二十七个春秋。生命虽短暂，但作为“唐诸王孙”的李贺，目睹朝政混暗，国势衰微，加上自己遭际坎坷，因而愤强激越，他把这种思想感情熔铸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长吉体”诗风。李贺天才奇旷，熔古烁今，又独辟路径，自成面目，以不同凡响的创意，诗风中总是透着奇诡的“鬼气”，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鬼魅之感。在唐代诗歌史上卓然绝立，为后人所不及。李贺的诗体“鬼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贺诗歌以其丰富特异的想象，奇诡的构思，把人们带入神秘幽奇、色彩缤纷的艺术境界。
丰富奇特的想象，奇诡的构思是长吉体最为成功的因素。黑格尔曾经说过： “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艺术家的想象。”①李贺创作诗歌感情炽热，神思驰骋，无论何种题材，经诗人丰富的想象，迥然异趣的艺术构想，画面气象万千，新意叠出。想象在唐诗中起重要的作用，它和比喻和夸张关系密切，许多生动的比喻和奇特的夸张都来盯陵配自诗人丰富的想象。李白和李贺都是典范。然而，李贺同李白最大的区别，在于李贺诗作想象十分奇特，并妙用大量通感，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更加全面、清晰，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享受。使作品更具艺术的震撼张力，达到袭人心脾的效果。
如《梦天》，诗人把月亮的幽光幻想成蟾、兔的泪水，把天空的云层描绘成琼楼玉宇。如“玉轮轧露湿团光”一句，把明月在云雾中飘过说成是“玉轮轧露”，真是虚幻离奇的奇想。《梦天》不仅意象奇特，构思也奇特，邀游月宫已是奇诡；突然转问哲理的探索，更是奇之又奇；在艺术构思上，变幻奇谲，与李白的《古风》(十九)有迥异之处。同为梦游诗，李白诗的前后两部分一幻一真，一虚一实，而李贺诗却是一虚一玄，更显精奥含蕴。黎简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③在诗人如橼巨笔之下，诗味仪隽永引人入胜，有悠然不尽之感。
二、李贺诗以幽邃朦胧，瑰艳凄冷的意境，构设意与境浑的美学特质，给人以深刻的精神启示和审美情趣。
李贺诗境界幽邃朦胧，使人遐思无穷，迷离恍惝，想象空间广漠无垠，意蓄多层。这和李商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李贺诗与李商隐不同之处，是李贺诗构成瑰艳凄冷的意境。李贺诗膜脱美、静穆美、动态美的图景，给人以阅目怕神之感受。如《李凭望篌引》诗中一系列的典故，使人读起来如坠五里雾中，；片朦胧。如索解其典故，就可以知道作者技艺的精湛。全诗中心是李凭演技高超，作者处处按演奏的艺术效果来加以描写——云彩为之不流，舜纪素女因此而调怅，声音如玉碎风鸣，像荷花的露珠那样圆润，又像香兰在微笑……这一切，都得调动读者的想象，去完善诗中未讲到的演奏效果。这样用典，既灵活自如，又化为诗魂。同时许多典故又有了“多主性”，表达意蕴更为深奥高远。
李贺诗与李商隐诗不同之处，在于李贺诗歌神秘阴森的氛围，瑰诡凄冷的意境，从而充分表达诗人身处病态社会的烦闷、压抑、凄凉与愤激心绪。如《将进酒》诗的前面描写一幅奇丽熏人的酒宴图，场面摈纷绚烂，有声有色，给人极强的敏悟。美酒佳看，欢歌曼舞，人生之乐似乎莫过于此，但结尾笔锋倏转，出人意料地推出死亡的意念和死的悲哀，一片苦涩幽怨的意绪。《秋来》中，诗人深感韶华易逝，想到呕心苦吟无人赏识，只有同病相怜的古诗人魂魄来相吊慰，有幽明同悲，千古一慨之意。运思凄苦，意境幽艳，强化了作品的奇诡冷艳之美。
三、李贺诗以生动灵澈，神奇超常的意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大凡艺术，都必须具有形象性，才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作品的内蕴。构成艺术特征的形象，在诗歌中就是意象。意象是心灵化的心意附着物，是内情凯指与外景的重合，意象包括按生活实有之景重新组合的现实意象和跃出生活常情的超现实意象。用现实意象创作的诗人颇多，运用超现实意象创作的极少。在唐代诗坛，敢于运用超现实意象的惟李贺一人。成功地构塑新汪升奇意象使李贺成为一名杰出的诗歌天才。
新奇精蕴，超然物外。李贺的《老夫采玉歌》与白居易的《卖炭翁》和韦应物的《采玉行》界定了不同的艺术分野。《卖炭翁》严格按照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叙述老翁卖炭，炭被官府豪夺一事，暗含对时政的讽喻，思想意识不可谓不积极，但这种现实意象缺乏创意，缺少诗歌表现性的审美价值，韦应物的《采玉行》亦然。同是写民生疾苦的李贺的《老夫采玉歌》则是诗人忧愤情绪经过内化的艺术表现。诗人想象超常，笔调沉痛。构塑了“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的超现实意象，阐明采玉老夫积年累月在蓝溪采玉，搅得龙不安宁水不清，却难填统治者的欲壑。“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诗人好像是说蓝溪之水与劳动人民结下了不解的怨恨，实是诗人用意微情浓的微词去启发人们，委婉含蓄地指出谁是罪魁祸首，对统治者的深仇大恨用恨溪水来表达，更是妙笔生花。这种超现实意象赋予蓝溪水以人的性格，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余地，从而领略其中意趣，产生愉悦的审美快感。这是李贺诗神奇意象运用的高妙之处。神奇莫测，匪夷所思。如《李凭箜篌引》，诗人想象的翅膀又飞到了古的 神话传说里，精妙的乐曲，唤起神妪的兴趣。音乐的美妙感及异类，鱼跃蛟舞。《春坊正字剑子歌》中“提出西方白帝惊，吸吸鬼母秋郊哭!描写剑光逼人，连白帝也为之震惊，鬼母亦因之害怕等等超现实意象，大都是从神话羽化而来，是对现实描写的补充，是诗人艺术独创的突出表现。
四、李贺诗色彩艳丽，奇警峭拔的语言艺术，惊人耳目，给人以美的感受。
李贺诗作语言不拾他人牙慧，不蹈常袭故，他楼玉雕琢，又设色浓艳。杜牧说“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⑤，陆游则把李贺的诗比作“百家锦袖，五色眩曜，光夺眼目”⑥。李贺诗的浓艳特色是承泽于六朝宫体，但是李贺对宫体作了改造，用奇警峭拔济宫体浮艳之穷，别具特色。《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风玉脂泣，罗帏乡幕围香风。”各种珍看美味玉液琼浆，一经诗人神来之笔，便五彩缤纷。《蝴蝶飞》“龟甲屏风醉屏眼缬。”室内陈设虽只提“龟甲屏风”，读者自能想象出富丽、华贵的景象。《高轩过》“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叙写愈、湜二人的华服丽车和来访的如虹气势，词藻华美，色彩鲜明。这强烈的美感和色彩感达到一种很高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境界。
在语言运用上，李贺力避平淡，在设色浓丽中又追求奇警峭拔。炼字造句传神又极富特色。李贺善用通感的方法，把事物系上感情、感觉等，如红日“笑红”、“冷红’、“老红”、“堕红”，露曰“泣露”，风曰“桐风”、“酸风”，雨曰“香雨”，骨曰“恨骨”，血曰“神血”，这样的造语尖新，尤其烙有李贺的印记。李贺非常注意语言的创造性，遣词造句，力避陈言，语羞雷同，另创新词。如说酒是“琥珀”，剑曰“玉龙”，天河叫“云浦”、“银浦”、“别浦”、“天江”，美女曰“金钗客”，吴刚曰“吴质”，甲曰“金鳞”，磷火曰“翠烛”，嫦娥曰“仙妄”，读书人曰“书客”，挂曰“古香”等。这些生新的语言，使他的诗歌呈现出曲折奇峭的面貌。
李贺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生在李白、杜甫死后二十多年，韩愈、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卢全、孟郊等竞起争鸣的时代。他的作品使雄健豪放、名高一世的韩愈为之心折，并在逝后十几年即为后代的温庭筠、李商隐所效而屹然成了唐代诗歌中的一派。从那时起，经历宋、元、明、清一千多年，他的诗歌一直为诗人们师法、摹拟。李贺诗并得到毛泽东的珍重、喜爱、赞扬和借用。李贺作为一位极具艺术个性的诗人，在西方享有几乎与李白、杜甫、王维等齐名的位置。李贺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与屈原、李白诗臻妙各殊，同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屈原气势磅礴，李白飘逸清新，李贺凄清瑰丽。屈原、李白写梦境、仙境，更特别的是李贺兼写“鬼魅”，故此被后人称为“诗鬼”，他的诗风中透着自成一体的“鬼气”，即“长吉体”诗风。要评价李贺的诗用李贺自己诗歌里的句子来形容最为恰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韩愈奇崛险怪 [韩愈险怪诗风成因分析]
答韩愈（768-824）乎燃祥岁搏，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是中唐时期诗文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也是韩孟诗派的领袖。对自己的诗歌韩愈这样说道：“我愿生两翅，捕捉入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这与皇甫�“吾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呼吸也”。（《题柳州集后序》）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从他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用奇字，造奇句，塑奇景的险怪风格。韩愈诗歌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在诗史上独树一帜，就其成因，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略提及外，至今少有人展开论述。那么是什么造成韩愈诗风险怪呢？我认为这与当时道教的盛行和韩愈生平遭际有极大的干系。
一、道学与险怪
受六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唐代李氏皇族为了提高其李姓的地位，尊道教创始人李耳为祖。所以道教在唐代被称为“国教”，一直得到皇室的提倡和帮助，发展态势极其旺盛。到开元天宝间达到极致。此时儒家至圣周公被推出学宫，由老子来安坐其位。孔子虽被封王，却成了老子的侍从。而到了中唐，国家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于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这一凌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失去了信心且倍感厌倦，大多走上了服药炼丹的路途，妄想借仙境虚幻的快乐来抵消现实痛苦。
处于中唐的韩愈其世界观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他力排佛老，振兴儒学，想使国家步入礼乐文化的正统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个体，他又要张扬个性，要找回自我，回归到自我本性中去。这时他就不得不向崇尚自然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这就导致了韩愈文学上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他用散文来阐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另一方面又在诗歌领域抒发自己的个体感情。并于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道教美学理论和意象。庄子段闭在《齐物论》中讲：“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画为一。”从此可以看出在“道”的天平上万物不分善恶，不分美丑。所以这种思想使韩愈突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条，顺理成章的将怪异之景引入了诗歌领域。
但是现实的物象，往往是平庸的，所以韩愈又将道教中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道教神仙体系引入诗中。如《陆浑山火》中写道：“山狂谷狠相吞吐；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烧周四垣，神焦鬼烂逃无门……”从诗中不难看出韩愈将冬日山林火灾写成了惊天动地的鬼神故事。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韩愈对道教意象并非简单借用，而是顺应自己情感及审美需要对意象进行加工，从而使其富于新的内蕴。所以我觉得对韩愈“险怪”诗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道家瑰玮的意象及神仙体系，而是道家的万物皆统一为道的美学范畴。
二、生平遭际
韩愈一生中的种种遭际也是导致他诗风走向险怪的一个原因。韩愈幼年早孤，由其兄嫂扶养，在他十三岁时，其兄又去世，随其嫂郑氏千里奔丧，而且无亲朋相助。这些幼年时的苦难势必在韩愈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凡事要靠自己的种子，同时也会大大增强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当然这也磨砺了韩愈的品格，于是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少年韩愈就用这种苦学精神对抗着“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
苦难除了促使韩愈勤学苦读外，还教会了韩愈忍耐。所以当十八九岁的韩愈到“名利之都府”长安（《复志赋》）求功名的时候，忍受了数次落第的痛苦。为了支付长安昂贵的开销，“穷不自存”（《殿中少监马群墓志》）的韩愈“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殿中少监马群墓志》）过起了寄人篱下，乞衣求食的生活。苦心人天不负，韩愈终于中了进士，但是仕途似乎离韩愈还是很远，因为他又被拦在了吏部的博学宏辞的门外。为了做官韩愈忍受着人们的讥笑、拒绝与侮辱，最终沦落到钻营一辈中。他到处干谒，俯首贴耳于达官贵人之中，摇尾乞怜。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做过汴州幕府，但是不甘心的他照样通过钻营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为报国有门的韩愈却迎来了个“朝为青云志，幕作白首囚”的下场。贞元十九年（803）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被贬阳山，后待命郴州。在这个期间，他创作有60余首作品，其中险怪诗就有23首，从而把险怪诗风推向极致。
韩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大量创作险怪诗呢？为什么能够把险怪诗写得那样出色呢？笔者认为，韩愈险怪诗的创作紧接着阳山之贬而出现，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奥秘在于韩愈心灵上烙刻有深重的“滴阳印记”，所谓“滴阳印记”，是指韩愈在滴阳这段“贬历”中的心态和感受。注之于诗的“滴阳印记”，是指诗中所描写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物事，所渲染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险怪，所发泄的贬谪之臣的怨愤和不平。这种“滴阳印记”不仅贯穿在韩愈首次南贬诗作的全过程，而且还深沉地影响到诗人返京以后的诗作风格，被古今学者公认的韩愈险怪诗中的代表作，如《陆浑山火》、《孟东野失子》、《赤藤仗歌》、《记梦》等险怪诗名篇，均写于阳山之贬返京后的元和初年。这些力作大都激荡着岭南的“炎暑之气”，烙刻着深重的“滴阳印记”，因而光怪陆离，惊世骇俗。正是这个“滴阳印记”使韩愈得以在诗歌创作中独辟蹊径，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进而成为中国险怪诗派的鼻祖。
首先，被贬谪的失意人生与压抑心态，触发其作诗鸣不平情愫的形成。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冬任监察御史，而后他发现朝政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心中忧急，不禁托物起讽。不久，他为民请命被贬阳山令，后又“量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他这种志抱高洁与失意人生相交织、忠君思想和怀才不遇相和合的复杂心态，使他满腹怨愤，不能不作诗以抒发感受，鸣其不平。在这几年中，韩愈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统治者给予他不平的待遇无处申诉，盘亘于心头的忧郁和悲愤又不能直明白接地发泄，于是他只好移情于物。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某些居心险恶的权贵和其爪牙的感觉印象和情感移位于自然界的险怪的东西上；另一方面，他又把对自己的坎坷处境的感觉和情感移位于与之有类似之处的外物上。这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的结晶，险恶幽怪的意象之中融注着诗人悲愤不平的思想情绪。
其次，滴阳途中见所未见的异地景物，触发其丰富的奇异想象。岭南的奇风异俗，激发其猎奇的创作意识。韩愈此行，途中不仅经过湖南，在“浩浩荡荡”“浊浪排空”的洞庭湖航行，在由临武入粤时攀登了高山险岭；而坐船由连州到阳山，则历览连江三峡之奇美、连江河水之湍急、阳山气候之奇特；在离阳往江陵途中，又在郴州逗留三个月，赴江陵途中历览名胜古迹。南方的奇山异水激起具有好奇个性的韩愈的创作激情。而好奇个性与悲苦心境的契合，又促使诗人的笔触更多地伸到险奇幽怪的大自然景物中去。韩愈贬阳途经湖南，湖南不仅保留了炎帝、舜和二妃及屈原的神话与传说，而且由于湖南原属楚地，还保存了较浓厚的巫风。“巫之别名，曰摊教、曰师教。……湘省此教最盛，男女均有之，为人求神驱病。”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谴虐鬼》和《郴州祈雨》里，都曾反映了上述情况。同时韩愈谪居的阳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有许多令中原人难以理解的奇风异俗。可以肯定，湖南的神话传说和巫风、阳山的奇风异俗激发了韩愈的猎奇意识，对韩愈写险怪诗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已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如《县斋有怀》、《送惠师》、《送灵师》、《刘生诗》等。
最后，阳山贬所的艰苦生活，引发其神奇的幻想。贬官的休闲生活，又为其创作险怪诗提供了时间保证。人在困难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幻想。韩愈在请阳途中的逐臣生活和在阳山贬所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穷困落魄的阶段，因此，韩愈险怪诗中，处处可见一种“虚幻世界”。韩诗中的虚幻世界，更多的是人间世俗社会的影子。这就更给诗歌增加了一种灵异缥缈、光怪陆离的气氛。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愈的险怪诗风的形成，是其个人遭际及道教兴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个人遭际所导致的心灵创伤是直接动因，道教美学系统是突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论支持。应该说，他的生平遭际，特别是被贬阳山是险怪诗风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书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钱冬父《韩愈》
肖占鹏《韩孟诗派研究》
唐晓繁《唐文学思想研究》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陈炎 李红春《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
张昱，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想要成长，必定会经过生活的残酷洗礼，我们能做的只是杯打倒后重新站起来前进。上面关于诗风呈现冷艳奇险的信息了解不少了，蜗牛号希望你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