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吹上天的天津混混儿，天津混混狠（天津混混儿黑话也挺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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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吹上天的天津混混儿：天津混混儿黑话也挺逗，刘宝瑞曾因偷学被追打

一百多年前，天津华洋混杂百行共处，占最大比例的自然还是穷人。所谓五行八作各有道行，新开一门生意也是难上加难。

相声，在清末才有的一种“玩艺儿”，到了民国初年，远远没有成气候，依旧上不了台面，是穷苦人撂地跑江湖的手艺。

跑江湖就要有跑江湖的规矩，还要听所谓“江湖人”的号令。

尤其天津青皮混混儿是在官面儿都头疼的一股势力，因此，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受混混儿欺压。

比如相声大师马三立和刘宝瑞不仅被盘剥勒索，还曾被要求加入“青帮”混混儿。

大小混混儿到演出场地盘查，吓得马三立和刘宝瑞一连几天不敢出门，眼看要揭不开锅了。有人劝他俩：“入了吧！要不拉家带口的吃什么呀？”马三爷说：“我不能去当混混儿，怎么能拿血汗钱孝敬这帮恶棍。”

后来有一天刘宝瑞找到马三立，说：“三叔，我挺不住了，咱得赚钱，我告诉您青帮‘清水腕儿’和‘浑水腕儿’是什么意思。”他开始讲起来，青帮里的黑话，他背得滚瓜烂熟。马三立问：“你加入啦？”刘宝瑞悄悄掏出讲青帮帮规的《通漕》：“我没加入，但我从一个混混儿手里弄了一本书，黑话都背下来了，和他们对话没问题，这书给您，您也背吧。”三立说：“你单身一人，露馅儿可以跑，我这一家子人，还不让人抄了家？你留天津吧！我去外地。”

就这样，二人分手，马三立与高少亭到外地“走穴”。没想到，冒充青帮的刘宝瑞刚开始还洋洋得意，以“深入虎穴的英雄”自居，没多久，便让混混儿们识破了，遭到一顿暴打，后经师父张寿臣花钱说情才躲过此劫。这时刘宝瑞还“砸挂”呢：“挨打我也是英雄，因为我终究没加入。”

那么刘宝瑞学到的“混混儿”黑话是什么呢？

既然叫黑话，自然就不是那种平日咱们老百姓口中的大白话。这是旧社会乃至今时今日各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组织使用的一套专用术语，如今被人们和唇点、切口相混淆了。

比如，在天津混混儿专用的术语之中加入团伙为“开逛”，入伙后自动退出为“收逛”。

挨揍不还手、不出声喊疼这叫“卖味儿”，呼朋唤友、帮助为非作歹叫做“充光棍”。

挨打不能忍疼、丢人现眼叫“栽跟头”，从宝局拿钱叫做“拿挂钱”，亮出兵刃跟对方叫板唤作“铺家伙”。

绝对之前，用抽签方式决定谁去玩命，这叫“抽死签”。决斗时在阵后向对方扔砖头子，这叫“黑旗队”（注，旧社会之时，天津老河东区由何庄子、郭庄子、沈庄子、郑庄子四个庄子合伙成立过一个专门扒火车的组织，就用“黑旗队”命名）。

小武官叫“老总”，警察叫“副爷”，兵丁叫“老架儿”，见面讨利钱叫“见面礼”，父母在世借钱无法归还、父母一死立即追索，这叫“孝帽子钱”。

杀人不眨眼叫“手黑”，双方知交的老前辈叫“袍带混混儿”，会餐为“坐坐儿”，争斗时不按套路出牌、丢了脸叫“走基”，给当地脚行的费用叫“过肩儿钱”，双方有过人命大仇而且非报不可，叫做“死过节儿”.....

总之，当时天津卫的黑话很多，有些“术语”已经流入民间，成了日常用语，也有喜欢相声、曲艺的粉丝，专门钻研这些“春点”，也是一种乐趣。

2、被吹上天的天津混混儿，天津混混狠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天津五方杂处，三教九流混居，北洋统治时代被打压的青皮混混重新崛起。

袁文会、巴彦庆、白云生等人纷纷“立棍”，不过这些人无论如何折腾，似乎只是地头蛇，完全没有办法与所谓“上海三大亨”相提并论。

除了这些混混儿欺软怕硬毫无“侠义”以外，最大的原因是天津混混儿在旧中国的“江湖”中排不上号。

众所周知，旧中国最大的江湖帮派是青红两帮，其中青帮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结社，一开始有“反清”的大义所在，而在1920年代与国民党进行某种程度的合流之后，就变成了某种流氓组织。

因此，青帮自然以南方为重，但在漕运、海运重地天津，也是青帮的一大“堂口”　　

天津的青帮是20年代初传来的，一开始就扎根在混混儿和脚行组织之中。

天津码头

1860年天津开埠以来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海河两岸出现了80多个码头。比较重要的码头脚行和驻厂脚行，他们的头子都是著名的青帮分子，例如把持日租界码头运输的中局脚行头子袁文会，法租界紫竹林脚行头子“三霸天”，德租界小刘庄脚行张凤楼，大连码头脚行杨聚祥，招商局脚行的“八大金刚”，俄租界和比租界把持直沽一带的通和成脚行，英租界把持颐中、启新、卜内门、亚细亚四个公司的双议局脚行，以及把持棉纺一厂和美孚油行的同立脚行等皆是。

天津的青帮扎根于脚行，由脚行头子们主宰青帮达数十年，这是天津青帮的一个特点，外地青帮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就是因为脚行头子们都是些胸无点墨的“粗人”，只知剥削搬运工人，胡作非为，形成地头蛇。有些自喻比较“正统”的青帮人士对此十分看不惯，但又不敢撄其锋焰，有时不得已还要对他们曲意奉迎。这些人都不是天津人，而是从外地“跑海”来的。他们来到天津根本不敢在“中国地”求发展，那是土生土长的青帮的天下，于是只能托庇于租界，形成租界里的又一种特殊势力。

青帮堂口

其中以袁克文为首，他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为人很斯文，书画文玩、诗词戏曲无不爱好。广交天下，大有孟尝君之概，所以不排斥下层社会分子，包括青帮。他认为结交他们有好处，不然不利于自身处世。他是在上海人的帮，属“兴武六”帮头“大”字辈。当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大”字辈以上的“理”字辈师父，结果在一位“理”字辈师父的墓地摆了香堂，由师兄代收，这叫“坟前孝祖”。

本来这样做法是违反帮规的，而由于他的“太子”身份，为他开了个特例。这样反而使他身价十倍，沪、京、津的青帮分子无不以他为标榜，投在他门下的有100多人。

有一种说法是袁克文名义上成了天津津北青帮的帮主，江湖喝号：“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

他来到天津一直住在英租界、意租界的豪华寓所里，不时大摆香堂收徒弟，直到1921年他死去。当时袁文会之流的大恶霸、大流氓头子羽翼尚未丰满，因此与袁克文无涉。

如果袁克文能活到1940年代，想来天津的青帮又是一番世界。

又如张逊之，这也是一位托庇于租界的青帮头子，他是厉大森的徒弟，属“嘉海卫”帮头“通”字辈，后来他自己也大开山门收徒逾2000人。他曾任《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沦陷时期又任敌伪报纸《庸报》副主编。由于他有些文墨，而袁文会不识之无，他的青帮辈分比袁高，卒使袁折节于他，一切唯他是从。然而毕竟袁在天津市的势力占压倒优势，张逊之始终不能从青帮方面占上风。

还有曾收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和富永启堂为徒的魏大可，曾收何应钦、张宗昌、杨宇霆等为徒的王大同，曾任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恒源纱厂副董事长的王慕沂，曾任北洋财政总长的张英华，曾收褚玉璞为徒的厉大森(厉是“大”字辈)，袁文会的师父白云生，天津赁贷业头子、人称“魏小辫”的魏子文，北洋戏院经理管兴权，国民饭店董事长潘子欣，袁克文的弟子、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天津驳船公司买办李汉臣(以上“通”字辈)等等。

另有一位有文墨的青帮头子陈友发，盘踞在英、法租界倚势弄权、擅作威福。他曾于直鲁联军时期当过天津警察厅庶务主任，后来在法租界开北洋饭店。他专门结交租界当局官员，如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关系奠逆(租界警务部门的职司只限在他们所管辖的地界之内，所以如遇涉及界外的案件，就必须依靠与界外有联系的黑道人物，陈友发就是李汉元所依靠的人物之一)。陈所收门徒多是英租界内的商号经理、掌柜、海关缉私处的外班人员、报关行人员、轮船公司的买办、水手等等，因此他在出进口贸易界特别吃得开。陈友发的北洋饭店实际上还是个贩运鸦片的黑窝，印度烟土运津再由津转运各地，都以北洋饭店为转输点(另一个窝点是由袁文会开办的日租界德义楼烟馆)。陈友发是天津青帮中专吃英、法租界的一派势力。

有实力的上不了台面，上台面的没有“实力”，这就是天津混混儿和青帮的“不对付”。

更令人不齿的是，以袁文会为首的大混混儿做了汉奸，帮助日本侵略者奴役天津老百姓。

就是因为这些恶行，天津混混儿始终被视为民国江湖中的小角色，完全不能和上海的青红帮、理教这些“门派”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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