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星球灯蝠花怎么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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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星球灯蝠花怎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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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可梦No.169——叉字蝠,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窦你玩小陶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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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宝可梦，简称宝可梦，是这个星球上不可思议的生物。无论是在天空、海洋还是陆地，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有的宝可梦与人类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有的翱翔在天空之中，有的游走于大海之中，有的栖息在山野之中，它们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可以被精灵球收服，使它们可以被随身携带。

宝可梦的确切数量是未知的，至今为止，已经确认的宝可梦有890种，未来一定还有越来越多的宝可梦不断地被发现。

这里介绍下一对翅膀进化成两对翅膀的家族——叉字蝠。

叉字蝠

叉字蝠是大嘴蝠的进化型，需要提升等级并且亲密度220以上才能进化成叉字蝠。它是毒属性和飞行属性宝可梦，非官方的常用译名是双翼蝠和大爪蝠。

叉字蝠基于蝙蝠，与其中的吸血蝠最为相似，被分类为蝙蝠宝可梦。叉字蝠能发出人类听不见的超音波，以便在黑夜中飞行时，能够接收障碍物反弹出的音波。

叉字幅的身体都是紫色，在它的翼上可以见到三个爪子，它的头与腹部都结合在一起了。它的脚进化成了翅膀，原因似乎是让它飞得更快，但着陆也很困难。它的眼瞳是黄色的，眼睛是红色的，而且还带着凶狠的眼神，但性情其实很温和，只要在白天不打扰其睡眠，就不会招致愤怒，它头上有两个向后的角。身高1.8m，体重75.0kg。

叉字蝠通常栖息在灰暗的洞窟中，不过有时在晚上也会在野外发现它们的踪迹。

叉字蝠的特性是精神力或者隐藏特性穿透。

精神力特性是通过锻炼精神，不会因对手的攻击而畏缩。

穿透特性可以穿透对手的壁障或替身进行攻击。

叉字蝠初始技能：十字毒刃（进化学习），刺耳声，吸取，超音波（初始技能或者5级学习），惊吓（初始技能或者7级学习），咬住（初始技能或者11级学习），翅膀攻击（13级学习），奇异之光（17级学习），空气利刃（19级学习）。

注：技能参照第七世代游戏技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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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由“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爵士担任解说的《蓝色星球》、《地球脉动》等纪录片的朋友，新开播的《绿色星球》纪录片定能轻轻松松收获你的喜爱。

《绿色星球》借助延迟摄影等先进科技，植物很神奇地动了起来。让你有机会以植物的视角走进它们的生活，探索其不为人知的奇妙世界。

再加上这位白发苍苍但风采依旧的老人家-爱登堡爵士声音极富磁性的讲解，沉浸式的美妙体验便由此开启。

蓝天白云之下

云雾缠绕之间

植物苍翠繁茂

精妙绝伦之美

《绿色星球》刚更新第一集-雨林天地，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竞争也最为激烈的地区。

凯式大王花（腐尸花）

‍‍‍‍‍‍‍‍‍‍‍‍‍‍‍‍‍‍‍‍‍‍‍‍听完这名字，再看这血红色的花瓣，是不是就已经毛骨悚然？

凯式大王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直径能达一米）。

它没有叶子、根茎，只有花苞，靠寄生在藤本植物中获取养分，大约5年后开花。

开花后释放出刺鼻的腐臭味。

对腐臭味趋之若鹜的丽蝇，便成为帮它传播授粉的得力助手。

慢悠悠吃着绿叶的树懒

美餐面前必须沉浸式享受

正吃得津津有味呢

一场大雨突然袭来

淋成了一落汤树懒

你看我这还可爱么

轻木

轻木一年能长高十米，这生长速度实在是令人震惊。

唯有拼尽全力生长冲向天空

才能傲视群雄笑看败将厮杀

轻木虽然生长速度很快，但质地较轻，容易被折断，很难活过20年。

轻木开出的绚丽的花儿

花朵里注满的香甜可口的花蜜，是蜜熊的美餐。

蜜熊在贪婪享用花蜜的同时，花蜜也粘得满脸都是，在不同的花朵之间穿梭之后，便轻易完成了帮轻木授粉的任务。

一颗种子的一生

这棵参天大树，十年没结一颗种子，一结就是几万颗。

种子孕育、成熟、落地、生根发芽、长成巨树，生命的新轮回。

藤蔓

自己的实力过于悬殊

就瞅准一切机会攀附

借力强者方能有活路

灯蝠花

灯蝠花在夜间开花，花开大约7个小时后就凋谢了。

灯蝠花的花蜜是科式长舍蝠的美食，进食同时也传播授粉。

一集看完，意犹未尽，期待更新。

《绿色星球》这部纪录片哪里可以看？

推荐上B站看，大会员可以享受4K超清的视觉盛宴哦。

细心的你发现了没？

视频的进度条是一片很应景的小树叶哦，有点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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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星球灯蝠花怎么养3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6期，原文标题《从蝙蝠到人类：危险朋友》，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20世纪，人类拥有了改变所有生态系统的能力。在大部分生态圈里，共同进化败给了非自然的选择，许多生物的盛衰更多地依赖人而不是自然的选择。权力的膨胀容易使人遗忘：人类是哺乳纲灵长目当中的一个物种，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生物属性。在病毒等病原体面前，众生平等。这是疾病给我们的启示：人类无法独善其身。我们在自然界的进退，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都亟须重新考量。

主笔/徐菁菁

记者/王梓辉

2011年7月28日，在喀麦隆的一间实验室，专家们在检验蝙蝠携带的病毒

被误解的“毒王”

今年1月下旬，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被普遍关注后，国家动物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劲硕收到了许多朋友的问询：病毒会不会又是从蝙蝠身上来的？张劲硕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专业是蝙蝠分类学，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蝙蝠专家组成员。2003年，他的导师、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张树义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合作，进行SARS病毒的野生动物溯源工作，张劲硕是参与者之一。

张劲硕回忆，当年，虽然早期的一些研究让果子狸成为众矢之的，但其实在动物所团队内部的讨论中，蝙蝠很早就是“嫌犯”。既往研究显示，蝙蝠有极为特殊的免疫系统，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等人畜共患病的根本源头都是蝙蝠。蝙蝠和果子狸、人一样，也是哺乳动物，而且它是哺乳动物中仅次于啮齿目动物的第二大类群，分布极广，各种生态系统都有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其他动物接触到蝙蝠的可能性很大。

国家动物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劲硕

石正丽和张树义带领的联合研究团队在广东、广西、湖北和天津等地，采集了408只蝙蝠的肛拭子、咽拭子和血液样品。2005年，第一篇论文在《科学》（Science）杂志刊发。研究显示，不同地区的中华菊头蝠中都检测到了遗传多样的、与SARS病毒相类似的冠状病毒核酸，确认蝙蝠是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此后12年，石正丽团队持续在云南的蝙蝠洞采样，最终找到了15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它们当中包含了SARS病毒所有的基因组组成部分。计算机基因重组推导显示，正是这个蝙蝠种群携带的不同病毒之间出现了基因重组，产生了SARS病毒。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里，人们的好奇心很快得到了初步满足。2月3日，石正丽团队在《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论文，研究显示，中菊头蝠体内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的序列相似度是96%，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

消息传出，一场蝙蝠恐慌开始蔓延。在北京，市民在家里发现蝙蝠，森林公安上门，直接把正在冬眠中的蝙蝠倒在野外。在河南漯河，消防员帮助居民抓捕家中飞进的蝙蝠，“进行掩埋处理”。在上海，光是正月初十一天，闵行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就出动了6次。起因是接到报案，不得不上门驱赶居民在家舍周边见到的越冬蝙蝠，安抚人心。看到这些消息，张劲硕“忧心忡忡”，“无比痛心”。他知道，不管是“掩埋处理”，还是在冬眠中被送归野外，这些蝙蝠都活不了。蝙蝠并不是一种样貌讨人喜欢的动物，这更让张劲硕担心，人们会为了规避风险，默认灭杀的合理性。

这些年，一提到蝙蝠，人们总会对张劲硕说：“蝙蝠身上的病毒很多啊。”他只能在各种场合反反复复强调，从1998年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钻山洞捉蝙蝠，并没有染上过什么病。可是这一次，新冠再次强化了蝙蝠在人们心目中的“毒王”形象。张劲硕留意到，很多关于蝙蝠的科普文章会用一张图：中间是一只蝙蝠，四周环绕着一堆病毒的名称。“这样的表达很直观，但也会引起很多误解。”

蝙蝠是脊索动物门哺乳纲下的一类动物，在全球分布有1400种，物种多样性极高。如果只是简单地说一只蝙蝠身上携带上百种病毒，就相当于把亚洲长臂猿、非洲大猩猩、南美洲僧帽猴等灵长类身上的传染病都计算在人类身上。石正丽团队是在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身上发现的SARS，而此次类似新冠的病毒则是在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身上发现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蝙蝠，都生活在森林的洞穴里。

北京和上海最常见的蝙蝠是东亚伏翼（Pipistrellus Abramus），体长大约10厘米，体重30～40克，全身长着灰褐色的绒毛。此外，城市里的常客还有中华山蝠、大棕蝠等。它们和中华菊头蝠、中菊头蝠只能算远亲，在蝙蝠这个大类里甚至不属于同一个科。“它们与人类伴生至少几千到上万年，如果有问题，早就暴发了。”张劲硕说。即使是真的遭遇一只中菊头蝠也并不用恐慌，感染人类的病毒和已知蝙蝠体内的病毒差异显著，尚没有证据证明，在缺乏中间宿主的情况下，中菊头蝠身上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给人。而且，即便中菊头蝠被认定为新冠的宿主，也并不意味着每一只中菊头蝠身上都带有病毒，“这和人类中只有一部分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年做SARS溯源，每次看到各个研究团队捕捉蝙蝠，或是亲手解剖蝙蝠，张劲硕就心里难受。“它们极少可能与人亲密接触，是人类要食用与它们接触过的动物，才感染了病毒。”同样让他难受的还有果子狸。2004年，张劲硕曾经到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搜集野生果子狸样本，也调查了湖北省境内的果子狸养殖场。他亲眼目睹过人们对果子狸的“清剿”。“绳套伸过去，一只只勒死。养果子狸的老农民就在一边流眼泪。”2月7日，当华南农业大学等机构宣布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的时候，张劲硕心头一紧：“希望这不会成为压死已经濒危的穿山甲的最后一根稻草。”

“研究动物的人都知道，果子狸可能因为捕食了携带病毒的蝙蝠感染，但穿山甲只吃昆虫。而且穿山甲并不是真的能够‘穿山’，它们只在泥土中挖洞。换句话说，在纯粹自然的环境里，穿山甲和穴居的蝙蝠根本不会相遇。”张劲硕说，“当我们将蝙蝠认定为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将穿山甲认定为中间宿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问：人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2018年3月17日，香港一条主要贩卖中药原材料的商业街

欲望之祸

武汉自然博物馆科普教师胡恺曾经多次去华南海鲜市场考察，他记得，华南海鲜市场“野味”最集中的区域是在西区水产部分向里的“通道六和通道七那一块儿”。有两次经历令他印象深刻。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到华南海鲜市场买鱼，从野味店附近经过的时候，脚踩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他低头一看，是一只果子狸的头颅，旁边就是被剥下来的皮和掏出来的内脏。还有一次是他看到店家在现杀一只小麂，那是一种长得像小鹿的动物。杀戮现场血污满地，“感觉小麂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到一个桶里用开水烫毛，特别残忍”。

不只是在武汉市内，据胡恺了解，周边的黄陂、江夏这些地区食用野生动物的情况更常见。“它们可能不是像华南海鲜市场这样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总的加起来，消费量还是很大的。”2015年，胡恺曾在微博上公开举报，他在湖北省红安县的七里坪镇长胜街附近，看到许多摊位公然兜售各种野生动物的尸体，除了常见的野猪、麂、野兔、环颈雉外，更有猪獾、狗獾、貉、赤狐等。

去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破获的“9·3非法收售贩运野生鸟类”特大案件，偷猎者主要在大庆市偷猎野生动物，收货地却是千里之外的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去年5月，胡恺在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有人在卖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他偷偷拍下了照片，“这一看就是从西部地区抓来的”。一位开过野味馆子的武汉人也向本刊强调，武汉的市场调配能力很强，很多野味会通过武汉转运到其他地方。

从武汉周边辐射到湖北全省，一路向南能够通达的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区都是野味消费的重镇。口腹之欲层出不穷。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的工作人员陆建树在云南河口的夜市摊上体会过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最常见的像麂子，然后有红梅花雀，当地人叫火雀，他们很喜欢吃，抓来之后拿油炸；然后就是蝙蝠，还有像竹鼠、豪猪、蓝腹松鼠这些，我第一次看见蓝腹松鼠就是在当地烧烤摊上。”

2018年11月4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医务人员在运送一名确诊的埃博拉患者

在人畜共患病史上，“祸从口出”早有前车之鉴。1996年2月，在加蓬与扎伊尔（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一个小村庄中，原住民分食了一只捕获的患病黑猩猩，旋即造成31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21人死亡。自1976年第一次被人类认识以来，埃博拉如同死亡幽灵一般，时不时侵犯人类社会。将近一半的暴发均与接触灵长类和类人猿尸体有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猩猩和黑猩猩、猴子、鼠类、羚羊及果蝠等野生动物被称作“丛林肉”。根据2016年国际森林研究中心的统计，丛林肉提供了非洲中部国家人口蛋白质摄入量的80%。果蝠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的天然宿主。科学家怀疑，灵长类动物食用了被果蝠啃食污染的水果后患病，随后又传给人类。吃并不是最危险的一环。受感染的动物在遭屠宰时，它们的血液会从猎手或屠夫手上的细小伤口渗入人体。

在人类发展演化史中，野生动物都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人类学家认为，食肉是人类脑容量比早期古猿类扩充了3到4倍的关键因素。“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是杂食性的，我们的牙齿证明了我们的食性，人类毫无疑问应该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张劲硕说。问题在于，今天的“吃”和当初的“吃”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不只是在塔尖上，我们已经飞了起来，把整个食物链都盖上了。”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消耗都不像今天这样大。人口数量有限，狩猎行为的影响范围也仅局限在居民点周边的区域。2004年的时候，张劲硕在湖北后河请当地猎人帮他捕捉野生果子狸做研究。他观察传统的狩猎模式：“猎人设一个陷阱，要挖好坑，准备木料和藤条，费功夫仔仔细细地搭好机关，布好老鼠之类的诱饵，这是个很花功夫的过程。老百姓靠山吃山，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不捉幼崽，繁殖季节不捕捉母兽。中国人有老话，‘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劝君莫打三春鸟’，都是讲的这个道理。”

2018年3月28日，塞拉利昂弗里敦自由港，一名妇女在垃圾场拾荒

“现在普遍能看到的各种钢丝套、铁夹子都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东西。”张劲硕说。他见过捕捉东北虎的大铁夹子，沉甸甸的，直径有三四十厘米。春天，候鸟迁徙繁殖的季节，全国各地的鸟类保护者都要打一场护鸟阻击战。他在天津大港湿地见过一张捕鸟网，“延绵好几百米，什么动物都别想跑出去”。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打猎的都是当地的贫困人口，但一线的森林公安发现，现在打猎要有很多先进的工具，比方说红外相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基本上都是犯罪团伙。

无节制的商业性捕猎对应的庞大消费需求，无法用“传统”二字简单解释。以学名“黄胸鹀”的禾花雀为例，2004至2017年的13年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禾花雀的濒危等级从“近危”“易危”“濒危”一直调到“极危”，经历了4次上调。该机构称：“在中国，为食用而对禾花雀进行的非法诱捕是主要威胁。”去年9月13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就在唐山滦南县常旺村发现上万只活体禾花雀。若不是被发现，等待它们的是饲养催肥，闷死售卖，端上餐桌。广东是食用禾花雀的大省。人们认为禾花雀跋涉万里南飞度冬，肉质紧实轻盈，有“补肾壮阳、祛风通络、壮筋健骨”之功效，但在历代中医典籍中，从未见关于禾花雀肉有补肾壮阳功效的记载。

穿山甲甲片入药在我国虽有很长的历史，但真正使穿山甲濒临灭绝的是近几十年暴发的食用和药用需求。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吴诗宝教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在广东、云南等地做调查，猎户们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地区的穿山甲还很多，很好抓。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华穿山甲在过去20年里数量减少了90%。“绿发会”用了4年时间，在南方7省进行观测及科学研究，指出目前在这个范围内，有效观测、记录并查证到的中华穿山甲数量仅为11只。

2018年6月2日，中非共和国洛巴耶省一处“丛林肉”市场。该地区是埃博拉病毒暴发的高危地区

利用还是滥用

一种比“传统”更有杀伤力的观念根深蒂固。从事江豚保护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一次一个地方官员问他江豚好不好吃。王丁“很无语”，觉得无法交流，直接回答：“不好吃。”结果对方的一句话让他“更觉得要崩溃”，“他说：不好吃干吗要保护？”。

“野生动物可以是公共资源，也是生态要素，还涉及公共安全，以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需要考虑动物福利。但在我们国家，看待野生动物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单一的。”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说。1988年，中国通过了第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这部法律的第一条这样讲立法目的：‘保护、拯救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其出发点都是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这个立法目的确立是和当时追求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关的。此后2004年和2009年，该法虽两次修正，这个立法目的都保留了下来，直到2016年，我们才把‘资源’这个词给去掉。”

与资源利用这个思路相对应，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专、兼职从业者有1409多万人，创造产值5206多亿元。其中，食用动物产业的直接从业者约626.34万人，总产值达1250.54亿元。此外还包括毛皮产业、药用动物产业、观赏、宠物类产业等。

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曾在保护界和产业界之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保护界强烈反对第四条中的“合理利用的方针”，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应有任何鼓励利用的倾向，应当明确全面禁止野生动物商业性养殖和经营利用。产业人士则坚持不能一刀切，修法要立足中国现实，要考虑到数以百万计的国民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及开展相关的生产经营为生。争议的结果是采用了双方都不满意，但是都能接受的说法，把“合理利用”改为“规范利用”。

可是“利用”的度在哪里，一直是个微妙的问题。以食用为例，人们食用的种类远远超过了安全风险可控的范畴。根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统计，农业农村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10种陆生动物及鱼类、贝类、甲类3种水生物种的《产地检疫规程》。涉及到肉类制品的，农业农村部目前出台了生猪、牛、羊、家禽、兔5个《屠宰检验规程》。且不谈市场上那些更为“生猛”的物种，像果子狸、竹鼠、豪猪等养殖技术不那么成熟、养殖时间较短、没有可参照家畜家禽的物种，农业农村部出于科学研究的不足，以及对公共安全的考虑，都没有出台相应的检疫规程。

此外，合法和非法的界限模糊，同样在制造风险。对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只有少数物种的产品被纳入到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系统，并且专用标识针对的是商家和产品，并不能识别、记录、追溯到源头的野生动物个体是不是合法的。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要求有狩猎证或者驯养繁殖许可证，然而狩猎证上并不写明批准猎捕的物种和数量，驯养繁殖许可证也只有部分写明批准驯养的物种。

2020年3月30日，菲律宾马尼拉的一个“湿货”市场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指出，不少动物种类的人工繁殖和饲养技术难度高、周期长、成本高昂，合法养殖往往无法与非法捕猎竞争，容易成为漂白非法盗猎的大量猎物的载体。为了获取麝香，我国1958年就开始驯养林麝和马麝，还专门成立了四川养麝研究所，但麝极易受惊，即使繁殖很多代，也无法消除其对人工环境的应激反应，圈养种群增长缓慢，无法满足使用需求。于是野外盗猎猖獗，我国不得不在2002年将所有麝类由二级升为一级重点保护物种。

各种合法经营但无法实现检疫的野生动物，与大量非法捕猎的野生动物，被从饲养场、山林野地汇聚到一起，饲养、运输、宰杀。这个过程可能为病毒的攻城略地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病毒没有实现新陈代谢所必需的基本系统，自身没有生理功能，当它接触到宿主细胞时，便脱去蛋白质外套，它的遗传物质侵入宿主细胞内，借助宿主细胞的复制系统复制出新的病毒。这个进入宿主细胞的过程好比拿钥匙开门。正因为如此，病毒不可能在物种间随意跳转、寄宿。以冠状病毒为例，它们进入人体的钥匙是病毒包膜上形如日冕的刺突蛋白。当病毒接近宿主细胞时，刺突蛋白会识别并牢牢地抓住人体细胞上的ACE2蛋白，最终完成入侵。从蝙蝠到人，病毒需要不断突变重组，尝试寻找钥匙。在这其中，中间宿主扮演了重要角色。

多年来，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湿货市场”（Wet Market）特别令科学家们担忧。所谓湿货市场是指贩卖活体动物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追求新鲜和生猛，“现杀现卖”。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更是有此讲究。以穿山甲为例，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老师张富华告诉本刊，穿山甲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差；在肺黏膜、肠黏膜等部位缺乏某些免疫因子，容易感染疾病；它们基本只吃白蚁和蚂蚁，对人工环境能够提供的食物无法消化；再加上走私过程中，穿山甲长期处于狭小的空间里，卫生、饮食、饮水都无法得到保障，造成了很大的应激反应，会增加交叉感染多种疾病的风险，因此在最终遭遇屠戮前，活体穿山甲几乎已经病入膏肓。但为了卖出好价钱，走私犯会给穿山甲注射安定剂等很多药品，让它们保持活着且看起来很健康的状态。

2011年7月27日，美国病毒学家在喀麦隆的密林里工作。科学家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病毒，建立有效的预警系统

各种物种混杂在一起，交叉圈养，卫生条件堪忧，动物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身体状况极差，这是当代野生动物贸易中的常态，正好给病毒不断重组变异、寻找钥匙创造了条件。一旦病毒找到了钥匙，整个贸易过程都可以成为病毒溢出的良机。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有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而屠宰过程中，它们的体液可以直接将病毒送入操作者体内。

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推测穿山甲是潜在中间宿主。研究最令人瞩目的结论是，相比石正丽团队研究的中菊头蝠，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在关键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上，与新冠病毒更为接近，仅有一个氨基酸不同。在此之前，1月31日，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一项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和美国贝勒医学院研究使用的样本都来自同一批穿山甲，即去年3月23日，广东和广西海关在一次联合缉私中截获的103只来自越南的马来穿山甲。这批穿山甲中的21只被送往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68只被送到广西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与疫源疫病研究中心。其中交给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21只，有5只在3月就伤重不治，另外11只在4月份陆续因病而亡，不少得的是肺炎。剩余的5只，又陆续死亡了3只，其中至少1只死亡前几天有流鼻涕的症状。当时，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的陈金平团队就使用这些死亡穿山甲的组织样本进行病毒宏基因测序，并在《病毒》（Viruses）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马来穿山甲“肺07”和“肺08”样本的病毒宏基因组中，有十几条冠状病毒片段和SARS及SARS类病毒序列相同度达80%～89%。正是这项研究涉及的数据从2020年1月22日起可以公开查询，引起了各个研究团队的兴趣。

目前，科学家们并不能肯定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这些马来穿山甲身上的病毒与人类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组基因上的同源性只有90%。但人们也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穿山甲参与了病毒的重组。从野生动物贸易的角度看，这些研究足以敲响另一声警钟：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境内的穿山甲已经商业性灭绝，此后我们的穿山甲消费都是来自境外。跨境的野生动物贸易，完全可以成为病毒跨越国境的通道。

2012年7月1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鲁曼加博的国家公园，一名巡逻员和一名“孤儿”山地大猩猩在一起

被破坏的稳态

不吃野生动物，就能安全了吗？很不幸，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能。

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森美兰州和雪兰莪州首次暴发。最开始，当地养殖场的猪出现急性高烧、呼吸困难和神经症状，很快一些猪场或屠宰场的工人开始发烧、头痛、行为改变、肌痉挛、心动过速、视力轻度模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表现为脑炎症状，少数出现非典型肺炎症状。病程进展极其迅速，典型病人从发病到死亡仅6天。最终这场疫病暴发导致276人患病，105人死亡，116万头猪被捕杀。

溯源工作很快就把狐蝠锁定为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狐蝠是一类蝙蝠。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病毒的溢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当地砍伐森林密切相关——森林面积减小、食物不足，迫使狐蝠从传统的森林生境中迁移到森林边缘附近的果园取食；而马来西亚有许多养猪场与果园毗邻，狐蝠污染过的果实掉落到地上，被猪吃掉，病毒在猪的体内发生重组，从而找到了进入人体的钥匙。

率先以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曾在1798年写道：“人类偏离自然原先所设定的状态，似乎已证实成为各种疾病的来源。”以生态学的视角很容易解释人类所遭遇的问题。所有生物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相互制约平衡，病毒也不例外。我们今天说发现一种新的病毒，这种“新”只是针对人类而言。2018年发表在《自然》（Nature）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病毒很可能早在第一只脊椎动物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它们伴随着整个脊椎动物乃至整个生物界的演化，至今仍在相互影响。它们的种类极其繁多。据估计，光是感染哺乳动物的病毒就至少有32万种，但绝大多数病毒并不会造成疾病和死亡。以蝙蝠为例，这种古老的动物见证了恐龙的灭绝，科学家们认为，它们在六七千万年，甚至1亿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里，蝙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它和大量病毒也完成了共同演化，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

人类在400万年前出现。在这400万年里，大多数时间生物群未受人类影响而继续进化。50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对植物与动物的影响力因此大为增加。大约3万～4万年前，人类发展出工具，沟通方式出现，逐步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组织。从这个分野开始，人类对共同进化开始具有不成比例的超高影响力。而到了20世纪，人类的数量优势、高耗能科技，以及精细分工下的交换经济体制，都让我们有能力全面改变所有生态系统。而打破原来的稳态，势必会为微生物交流创造新的路径。换句话说，生态环境给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溢出机会，演化则抓住了这一契机，将溢出转化为传染病。

很显然，并不是不抓、不吃野生动物就等同于维持了千万年来的生态稳定。尼帕病毒有一个近亲叫亨德拉病毒，它们都属于副粘病毒科。人们之所以会在尼帕暴发后很快锁定蝙蝠，正是因为此前对亨德拉病毒的研究。

2007年，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南非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国际小组在乌干达巨蛇洞

2007年，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南非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国际小组在乌干达巨蛇洞调查该处蝙蝠携带马尔堡病毒的情况

1994年9月，在澳大利亚东岸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班近郊的亨德拉镇，一个赛马场发生了一种导致赛马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疾病，这种疾病的典型特征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和高死亡率，同时出现人的接触性感染，14匹赛马和1人死亡。亨德拉病毒出现后，当地对5000多只家养动物进行了抗体检测，没发现有抗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对昆士兰的1043个狐蝠样本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47%的样本呈亨德拉病毒阳性反应。马群的发病时间正好与狐蝠的繁殖季节相重叠，科学家们推测，马群可能采食了携带病毒的狐蝠胎儿组织，或胎水污染过的牧草，或采食了狐蝠吃剩的果实。

这些年，亨德拉疫情间或零星暴发，病毒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多年。人们发现，在蝙蝠的数个种类里，亨德拉病毒广泛存在，但疫情的暴发是有限的，那么促发病毒传播的因素有哪些？复杂的生态机制在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澳大利亚，亨德拉疫情多暴发于城市和郊区扩张、人口膨胀的地区，这些地区均存在马群和蝙蝠争地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原始森林里的植物花卉原本可以支持庞大的狐蝠群体，但栖息地的破坏、气候变化都使得食物不再能够满足狐蝠的需要，为了寻找到新的食物来源，它们不得不迁徙到城市和郊区。在一些亨德拉疫情暴发的地区，狐蝠的栖息地数量增加了4倍。再者，这些狐蝠在新的栖息地能够获得的食物质量和多样性大不如前，它们需要依赖牧场附近人类栽种的果树，忍受季节性的食物短缺。

科学界一种普遍存在的假设是，蝙蝠能够成为许多病毒的自然宿主，但这些病毒不会对它造成病理性的改变，使它生病，这得益于蝙蝠的免疫系统虽然没有消灭病毒，但是却能够抑制病毒。一旦内部或者外部压力削弱了其免疫系统，那么病毒就可能大量复制并排出。研究发现，2011年和2013年亨德拉病毒两次暴发时，当地的蝙蝠群落都在因龙卷风经历食物短缺，并且表现出了营养不良的特征。类似的发现也出现在对埃博拉疫情的研究里。

另一个对疾病的扩散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气候变化。科学家们观察到，由于气候变暖，在澳大利亚，黑狐蝠的分布正在快速向南部推进。在狐蝠大家族里，黑狐蝠和数次疫情暴发的关系最近。

2016年5月25日，巴西里约的一家医院，麻风病患者在走廊里吸烟

安全距离

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埃博拉病毒，这些可怕的病毒杀手离中国还比较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面临类似的风险。

张劲硕多年在全国各地的野生洞穴做蝙蝠研究，他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同一个山洞，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有蝙蝠的栖身之地，过几年再去，有的被老乡圈了起来，在里面饲养牲畜家禽，有的因为风景不错，干脆被开发成了洞穴景区。美国疾病生态学家凯文·奥利瓦尔（Kevin Olival）的团队在中国南方地区做研究，他们发现，当地人经常和野外的蝙蝠走得很近，除了去洞穴抓蝙蝠卖给餐馆，还有人会将蝙蝠洞穴作为纳凉聚会的场所。从2015年10月到2017年7月，他们对云南、广西、广东地区的8个地点总计1596名居民进行调研，9名参与者（0.6%）的蝙蝠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这种小规模的感染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但病毒溢出发生得越频繁，它们造成大流行的机会就越大。

专注于监控和研究野生动物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研究显示，促使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溢出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野生动物制品的利用，而是土地利用方式，换句话说，是栖息地的破坏。对于我们而言，不去接近和侵犯蝙蝠这样冷门的生物，或者更进一步，有意识地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既不是法律规定的内容，也不是常识。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后，吕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她在四川做熊猫保护工作时结识的老乡袁叔打来的。“他说，恭喜你，现在要保护野生动物了，你这么多年做的工作，现在终于实现了。”吕植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我问，袁叔，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咱们不是一直都在保护熊猫吗？袁叔回答：熊猫是熊猫，野生动物不一样，野生动物没人重视。”这个朴素的说法让吕植感慨万千：“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要保护熊猫，可是你要说保护蝙蝠，保护大头鲤，谁会关心呢？”

根据《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除了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其他野生动物都被列入禁食名单。在保护界，人们把它称为野生动物平权的一次胜利。这是空前的。

将野生动物的经济资源属性放在第一位，就不可避免地将动物分成三六九等。在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规定了哪些动物值得保护。前者保护的是濒危，后者保护的是“三有动物”，一开始是“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后来改成“有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两份名录自发布之日至今的几十年中，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于2003年进行过一次微调。根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统计，受到法律庇护的有1811种脊椎动物，包括哺乳动物215种，鸟类944种，两栖类268种，爬行类384种，但仍有1077种未受到名录保护，这其中就包括130余种蝙蝠和5种旱獭。

2006 年3 月17 日，印度拉苏尔村的村民排队将怀疑感染禽流感的鸡交给卫生工作人员

人们对“保护”的理解更是有限的。袁叔说吕植完成了自己多年的目标，但吕植并不这么认为。吃作为末端消费的一种利用方式，仅占据整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一小部分版图。近日，她所在的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其他8家机构正式提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法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把栖息地保护的重要程度提到更高的等级和立法目的上来”，“希望立法思路能够回归确保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

人们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在自然界的进退，思索以何种距离和方式实现与野生动物伙伴的共生和双赢。这也是病毒给人类留下的思考。

2007年，距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300公里外的基塔卡金矿（Kitaka Mine）出现了一次马尔堡病毒的小规模暴发。这种病毒是埃博拉的近亲，两者都属于丝状病毒，其致死率也毫不逊色。在这次暴发中，有4人被感染，无一生还。他们都是金矿的矿工，年龄在22岁到29岁之间。

乌干达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就坐落在基塔卡金矿附近。公园有一个著名景点叫巨蛇洞（Python Cave），人们说，洞里盘踞着非洲岩蟒，靠捕食蝙蝠长成庞然大物。当时，巨蛇洞探险是热门项目。基塔卡金矿疫情发生后的第二年，一名荷兰女性游客和一名美国女性游客分别进入洞穴探险，她们仅在洞内待了十余分钟，回国后，均被确认感染马尔堡病毒，一人死亡，一人生还。

果蝠被认为是马尔堡病毒的自然宿主。在基塔卡金矿，矿工们在基塔卡洞穴（Kitaka Cave）工作，大概有10万只埃及果蝠栖身在那里。科学家们推测，工人们和游客们可能在洞穴中接触到了果蝠的粪便等排泄物，病毒通过细小的伤口或者黏膜侵入了人体。

疫情暴发后，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一度关闭了巨蛇洞，但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吸引游客的好去处。最终，公园修建了一个封闭的观景平台，让游客能够在洞口观赏壮观的蝠群，偶尔也能看到巨蟒。这个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在那以后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再未暴发过马尔堡疫情。

基塔卡金矿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2007年8月，一个国际应对小组前往乌干达，协助乌干达卫生部一同开展病毒调查。小组成员来自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南非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家们发现，基塔卡洞穴有着数个巷道。由于采矿活动的干扰，很多蝙蝠已经把栖息场所从主巷道转移到了更为曲折幽深的“眼镜蛇巷道”。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尽可能地减少他们对这些蝙蝠的打扰。取样的时候，因为担心雌性蝙蝠可能怀孕，他们就只抓捕雄性蝙蝠。

但不久之后，研究工作被迫终止了。金矿决定采取驱逐和灭杀手段，从蝙蝠手里彻底夺回地盘。研究小组则坚决反对这样的行动。凯文·奥利瓦尔解释，有四个原因令科学家们担忧：“第一，捕杀行为本身会让人们面临更多的感染风险。追根溯源，蝙蝠生存于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里，不管是因为狩猎、砍伐森林还是采矿，正是因为我们打扰了它们，才使得它们携带的病毒变得活跃起来，置我们自身于危险之中。第二，捕杀行为会导致蝙蝠的逃散，它们迁徙到新的地方则可能造成病毒更大范围的扩散。研究显示，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马来大狐蝠在马来半岛的迁徙范围比它们在其他国家要广得多，这和当地的狩猎压力与栖息地变化密切相关。第三，栖息地减少和生理上的压力会增大蝙蝠排出大量病毒的可能性。而即使被赶走，蝙蝠也能很快卷土重来，那时候，它们的病毒携带率可能更高。第四，大量捕杀食用昆虫的蝙蝠，会给虫媒疾病的暴发制造机会。”

金矿方面没有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人们堵上了洞穴的各个出口，只留下一个，在这个出口处拉起了渔网，然后驱逐蝙蝠，对捕获的蝙蝠进行灭杀。行动持续数星期后，人们用木棍和塑料制品封闭了各个洞口。2008年8月，人们在附近森林里发现了成千上万只蝙蝠的尸体，没有证据显示基塔卡金矿还有蝙蝠活动。人类似乎取得了胜利。

2010年，金矿重新打开基塔卡洞穴开展采矿工作。很快，蝙蝠重新在洞穴中聚集。从2012年7月开始，乌干达遭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马尔堡疫情。首发病例发生在基塔卡金矿20公里外的伊班达，那是基塔卡地区的中心村镇，主要为金矿服务。后来疫情又零星蔓延到另外4个地区。这次暴发共有26个实验室确诊和高度疑似病例，15人死亡。同年11月，科学家们再次回到基塔卡。他们在洞穴中采集了400只埃及果蝠的样本，结果发现，其中53只，即13.3%的埃及果蝠携带马尔堡病毒。而在2007～2008年的研究中，这个比例仅为5.1%。

无法独善其身的世界

20世纪，人类拥有了改变所有生态系统的能力。在大部分生态圈里，共同进化败给了非自然的选择，许多生物的盛衰更多地依赖人而不是自然的选择。权力的膨胀容易使人遗忘：人类是哺乳纲灵长目当中的一个物种，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生物属性。在病毒等病原体面前，众生平等。

在谈论人畜共患病的时候，人类总会将自己视为受难者，我们常常遗忘的另一个事实是，人类自身也是疾病的传播者。

500多年前，葡萄牙冒险家第一次登上南美大陆，殖民者给新大陆带来了麻风杆菌。被感染的不只有人类原住民，还有犰狳。它们会出现类似人类麻风病患者的症状，少数严重感染的个体会病死。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巴西记录26875例麻风病病例，仅次于印度，排在全球第二位。今天，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帕拉州，当地超过60%的九带犰狳都携带麻风杆菌。贫困居民捕食犰狳是造成麻风病传播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30年里，生活在非洲干旱及稀疏草原地区的非洲野狗的数量急剧下降，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濒危的食肉动物，数量可能不超过5000只。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岌岌可危的非洲野狗种群又遭遇了新的灾难，它们感染上了十二指肠贾第虫。研究显示，这些寄生虫很可能来源于人，而不是其他动物。

那些来自蝙蝠的可怕疾病也并不只侵害人类。2001年底，加蓬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沿线暴发人类埃博拉流行病。法国雷恩大学的研究人员从这年年底开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奥扎拉国家公园中的377只低地大猩猩进行跟踪观察。2002年6月，人们在距保护区15公里处发现第一只因埃博拉死亡的大猩猩尸体。2006年，观测区域内的大猩猩只剩下30只左右。

微生物以传染病的形式一次次敲响警钟，“同此凉热”的不只是人类。

就在人们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2月1日，湖南省邵阳市发生了一起家禽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月9日，四川省南充市某养殖场饲养的家禽又发生了一场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近20年，科学家们严密监控着变化多端的禽流感病毒，相信它们很有可能是下一次重创人类的全球大流行病的罪魁祸首。

1961年，人类第一次从野生鸟类体内分离出禽流感病毒。雁形目和鸻形目的鸟类一直以来被认为是A型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病毒也是生物，它们的目的并不是杀死所有宿主，而是“生存”。天然宿主像病毒的“蓄水池”，它们能够在体内长期携带某一类病毒，却不会因此生病甚至死亡。一直以来，人们从野鸟体内分离的禽流感病毒都是低致病性的，鸟儿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症状，这符合天然宿主的特征。

在过去几十年里，禽流感不断地出现新的亚型，这首先和这种病毒的特性有关。禽流感病毒都以H（X）N（X）的形式命名，其中的H和N都是指病毒的糖蛋白，一种糖蛋白叫血凝素（HA），另一种叫神经氨酸酶（NA）。禽流感病毒基因组由8个片段组成，其中第四和第六个基因片段分别编码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这两个基因片段具有高度变异性。这正是禽流感的危险之处。禽流感病毒是甲型流感病毒的一种，它们进入宿主体内，需要首先吸附在细胞上，通过血凝素与细胞受体蛋白结合，来介导病毒进入细胞。血凝素就是病毒进入细胞大门的“钥匙”。血凝素的善变，意味着病毒尝试不同“钥匙”的效率很高。

现实也为病毒提供了机会。东亚和东南亚是禽流感高发地，这和这一地区不断增长的禽类肉食需求有关。以中国为例，1968～2005年间，中国家禽数量的增长是猪的10倍。2013年，中国拥有超过66亿只家禽，居全球之首。

大规模的家禽饲养为病毒的传播和变异提供的利好包括：第一，为了追求廉价而大量地生产肉类，人类会选择适合大量生产的家禽品种，于是家禽种群的基因多样性低，抵抗力弱。第二，人们发现，病毒的毒力往往和它的传播方式有关。这是因为病毒的变异也在接受自然选择。一种暴发机制理论认为，当禽流感病毒在野鸟体内时，之所以会体现出低致病性，是因为野生鸟类的种群密度有限，一旦鸟儿病重失去了飞行能力，病毒也就失去了传播机会。但是家禽的饲养密度很高，病毒不需要家禽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四处活动以实现传播，于是一旦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被重组出来，它们很容易攻城略地。第三，家禽的饲养环境往往不是单一的。不同品种的家禽、牲畜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它们的生活环境里还有野生鸟类出没，为病毒提供了完美的混合器。

禽流感病毒的演化不断地打破人们对它们的认识。1996年，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首次在广东的家鹅中发现高致病性H5N1病毒。当时人们认为禽流感从禽到人还有一定的距离，包括埃博拉在内的很多病毒都是在哺乳动物之间溢出的。但在一年后，1997年5月始，香港先后出现了18例H5N1病毒直接从家禽传染至人的个案，其中6人死亡。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野生鸟类也无法逃过袭击。2005年，禽流感疫情在亚洲扩散。4月，青海湖地区暴发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野鸟感染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事件，累计死亡候鸟5000多只。2009年的数据显示，由于H5N1的暴发与流行，全球斑头雁的数量已经下降了5%～10%。

1997年以来，每次禽流感暴发，都会有人类感染的零星病例。病毒的杀伤力很高，幸运的是，感染者都与活禽和禽类尸体有密切接触，科学家们没有发现病毒具有人传人的能力。但在2013年2月，上海出现了第一例H7N9亚型流感人类感染者。到了4月底，感染人数显著增加，共有125例确诊病例。这年秋季又暴发了第二波疫情。

H7N9令人警醒之处在于，它制造了一些家庭聚集性病例。聚集性病例的出现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人传人，另一种是人们同时暴露在同一感染源下同时获病，只不过潜伏期长短不同。国家疾控中心认为，H7N9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人与人之间有限、非持续性的传播。

历史上历次引发人类流感大暴发的流感毒株都是禽流感毒株和人流感毒株发生重组后形成的新毒株。1998年2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AFIP）辖下分子病理部门在阿拉斯加的布瑞维格米申（Brevig Mission）附近找到了一具被完整冰封80年的爱斯基摩女子的尸体，在其样本里发现了一些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基因物质。研究显示，这种H1N1病毒可能是一种人类流感病毒和一种禽流感病毒的重配。1957年，H2N2亚型流感席卷全球，它的3个基因片段来自于禽源病毒，其余的5个片段源于人源流感病毒。

H7N9是三种毒株重配后产生的：家养鸭子的H7N3流感病毒提供了HA基因片段；野生鸟类流行的H7N9病毒提供了NA基因片段；本地鸡群中流行的H9N2病毒提供了剩下的6个基因片段。没有人能够断言，人类的流感病毒会不会、什么时候会再次加入病毒的重组游戏。

禽流感的故事说明了我们这个星球当下的现实：世界不是平的，它更像一只混合沙拉碗，没有生物能够独善其身。在一个已经被人类改头换面的星球上，如何创造一种新的平衡，实现共赢和共存，这是人类智慧应当追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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