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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雁”究竟用何典？
答近日拜读《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8日第3版，中有《陈寅恪钱锺书诗同用一典八例》一文。作者谢泳先生据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槐聚诗存》和钱锺书1934年自印本《中书君诗初刊》，并结合广东人民出版社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来一一解析陈钱二人诗中所用之相同典故，共列八则，唯有对第七则“白雁”称未寻出古典，“但陈钱同用，可能确有出处”。那么“白雁”究竟出自何典呢？
不同于“鸿雁”之典出自《诗经·小雅·鸿雁》而被人熟稔并悠久绵远，“白雁”作为诗歌典故出现较晚，其具有特殊的涵义，表达出微妙的象征和寄托。“白雁”出自元代理学家刘因的《白雁行》一诗，诗如下：
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江水干。北风三吹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残。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来还。
刘因其人，据陈衍《元诗纪事》卷五载：“字梦吉，保定容城人。初名骃，字梦骥。表所居曰静修。至元十九年，征拜右赞善大夫；二十八年，召为集贤学士，固辞不起。谥文靖。（苏天爵）《滋溪文稿》：‘独好长啸。尝游西山，当秋风木落时，作一曲而感慨系之。王师伐宋，先生作《渡江赋》以哀之。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此为刘因生平出处。
刘因是一位具有民族情怀的读书人，时蒙古欲南下灭宋，因尝作《渡江赋》盛陈宋不可伐。余嘉锡论此文曰“盖以为宋为正朔所在，故不愿其亡”。此正可以窥见元初治下，汉人刘因的些许民族情结。《元诗纪事》还列举了刘因诗作，其中就有《白雁行》一诗。
此诗是针对宋王朝立国以来始终面临外患直至亡国的境地而发出的咏叹，在首联和颔联四句中，“北风”指的是先后崛起于塞北的三个少数民族军事政权——契丹族的辽国、女真族的金国、蒙古人的元朝，它们如凶猛凛冽的北风持续撼动并最终颠覆了大宋王朝三百余年的巍巍基业。在公元1279年的宋蒙崖山海战中，南宋大败，丞相陆秀夫背负8岁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沉，十万居民尽皆蹈海殉国，宋王朝灭亡，正所谓“寒气直薄朱崖山”。颈联“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残”，直接感叹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如被狂风横扫一般再无踪影。尾联中，诗人故作忘情，给我们呈现一幅江湖潇洒、闲看春水雁过的画面，一切兴亡成败都付之云烟了！
此诗中的“白雁”尤具特殊象征意味。《西湖志余》称：“先是，临安有谣云：‘江南若破，白雁来过。’盖伯颜之谶也。刘静修白雁云云，盖寓言也。”可见“白雁”暗喻蒙古灭宋主帅伯颜（白雁乃伯颜之谐音）。元人亦认为白雁隐喻伯颜，刘因同时代人王恽所作《玉堂嘉话》卷四云“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明人徐咸启尘哗《徐襄阳西园杂记》卷下评论刘因《白雁行》道：“‘盖咏元室兴王，平宋之次第也。《辍耕录》《玉堂嘉话》云：宋未下时，江南谣曰：“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静修云白雁岂亦指伯颜欤？”又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宋人谚云：‘江南若破，白雁来过。’静修《白雁行》即赋此事也。”亦可佐证。从王恽、田汝成、陶宗仪、徐咸、翁方纲、陈衍等人著述中，可见自元明清以来，降及民国，学者公认刘因诗中“白雁”意象系隐喻元军统帅伯颜，兄悄具有特殊文化意蕴。
《白雁行》诗笔调沉痛，确为伯颜率师灭宋，有感而发也。余嘉锡评此诗云“此作白雁，疑当时之语本如此，传者讹作百雁耳。北风以喻元，初起谓灭金，再起谓侵宋，三吹则破崖山矣。语意以慨叹出之，非局外人不关痛痒者所能道也”。刘因另有《过东安》七律一首，东安有赵宋王朝祖先陵寝，悄行刘因经过此地不免有兴亡之感，其末两句云“今古区区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云”。可知在刘因诗中，大雁意象的出现总是笼上一层浓重的哀伤色彩。
想当日伯颜挥师渡江，意气洋洋，不可一世，曾赋诗《奉使收江南》一首。可与《白雁行》相参看，以体会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不同心理感受。诗如下：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将伯颜之诗与刘因《白雁行》对比读，正可以感受汪元量“南人堕泪北人笑”的家国沦亡心理。虽然刘因先是金国境内的汉人后入元，但他面对蒙古人的元王朝，民族感情上更倾向于南宋王朝。“白雁”喻指“伯颜”，是一种象征，有寓言异族入侵、家国沦亡的文化蕴意。理解了此点，对钱锺书《故国》诗和陈寅恪《乙未迎春后一日作》诗中关于白雁的用典深意，便可涣然冰释。
谢泳先生所引钱诗为“壮图虚语黄龙捣，恶谶直看白雁来”，用岳飞“直捣黄龙”和前述刘因《白雁行》“北风三吹白雁来”之典，指的是收复东北失地尚未成功，倭寇又欲渡江而下。陈诗云：“黄莺惊梦啼空苦，白雁随阳倦未归。”用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典，兼用刘因诗典故，喻山河沦陷、强敌猖狂之意。两诗中的“黄龙”“辽西”明指沦陷中的东北国土无疑，钱诗于1934年出版，其时倭寇已窃我辽海国土，复又侵扰江南不已（1932年有“一·二八”事变，倭寇进逼上海）。两诗中“白雁”皆指倭寇。钱锺书、陈寅恪两位国学大师，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倭寇步步紧犯、直欲亡我华夏的时局下，自然会忧心如焚。而以他们学际天人、博古通今的文化背景，很容易将当时外患日深的境地与宋末的情势联系起来而浩叹不已，从而行诸诗文，以抒发诗人的忧愤之情和爱国之心。这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行文至此，可以做一总结：“白雁”这一文学意象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独特文化意蕴的象征，源自元人刘因《白雁行》诗歌，原系“伯颜”的谐音，隐喻自外部而来灭亡华夏家国的外族征服者。因此，“白雁来”确如钱诗所言系“恶谶”。因“白雁”意象深深寄寓家国之思和兴亡之情，从而最终凝结为古典文学中的典故。大凡外患日深、强敌侵凌之时，便会出现在诗人忧国伤时的诗作之中。
拙文仅为个人浅见，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正。
陈寅恪的具体资料
答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袜顷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告搭陆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枝肢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孙行者下联，有祖冲之与胡适之两种答案，好在哪里
答三联书店 2001年7月 《陈寅恪集.金明馆辩橘返丛稿二编》，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的附记：
三十余年前，叔雅先生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日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携饥题。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
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伍伍（见 东坡后集 柒 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 战国策 拾 齐策 叁 齐欲伐魏 条 及 史记 柒玖 范雎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谓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 苏文忠诗注 肆伍 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
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
（这个“附记”写在1965年，而主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则写在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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