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间，新文化运动时间是什么时候（1949年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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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文化运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1、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2、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

3、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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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9年的文化记忆

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另一次则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人的政治选择直接决定了其创作风格乃至个人命运。在1949年前后，作为“小历史”的文人命运与作为“大历史”的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1949年的文化记忆

龙天

1949年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徽，会徽中为毛泽东和鲁迅头像

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在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时，义无反顾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1949年，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肩负“护校”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新政权

陈垣（左）与胡适。1949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拒绝胡适赴台之邀，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1949年，被誉为“最孤傲的哲学狂人”的熊十力选择留下

永不褪色的记忆

1949年5月底，李国文就读的南京国立剧专决定迁往北京，准备成立新的中央戏剧学院。多年以后，已成为著名作家的他曾撰文回忆：“想不到从此落叶生根，与这座古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出生于北京的著名漫画家方成在回忆文章《永不褪色的记忆》中，回忆了属于他和他那一代文化人的1949：“……1946年我在四川看到上海报纸上发表米谷、丁聪、张文元等所作评议时事的讽刺漫画，把我吸引到上海……到1948年，国民党军内战溃败，漫画家们在国民党后方的上海遭恐怖威胁，都逃避到香港。我和作家端木蕻良、单复三人住在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村里，等待全国解放。因村里房租低，避居在香港的文艺界人士楼适夷、张天翼、蒋天佐、陈敬蓉、巴波、黄永玉、臧克家、郑曼等文艺界同人……都住在那里等候时机返回大陆。不久，见到去上海的船。上海被称为中国漫画的摇篮，我本想回上海，不料吴淞口被阻船进不去，后来有船去北京，我们就改道北京。”

1949年9月初，方成等人顺利抵京。他后来才知道，那船里的很多乘客，全是一批避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其中有巴金、黄药眠等，后来很多人还一同被安排参加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此后端木蕻良进北京市文联，并介绍方成到《新民报》任美术编辑，一年后这位漫画家调到《人民日报》。

那个时代，也有一批风华正茂的作家们从解放区走来。孙犁、刘白羽、梁斌、吴强等都曾到过前线体验生活，而杜鹏程、峻青、茹志鹃、曲波、王愿坚等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验。正是时代的给予和生活的馈赠，使他们很快成为那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家”，并写出形态各异、多种多样的革命颂歌，形成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

1949年陆陆续续赶往北京的艺术家、学者们犹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股洪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从国统区来的作家满怀希望拥抱一个新时代，但有的却还没有完全适应新时代。在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没有被人提及，而沈从文、朱光潜都没有参会。此后，沈从文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现代“通俗小说之父”张恨水转而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以《围城》而闻名的钱钟书则专注于文学研究。

1979年11月，沈从文出席了第四次文代会。

作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1949年初夏时节，正当人们热切期待着新中国诞生之时，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荟萃北平（北京），准备参加一个在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人称之为“第一届文代会”。

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长期被国民党政府隔绝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地区的全国文学艺术界人士的胜利会师。”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大会纪要”记载，大会有648名作家、艺术家参加。7月6日，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聚，“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文艺工作者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的或不完全熟悉的”。周恩来还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这天晚上7点20分，在周恩来将要结束报告时，毛泽东突然莅临会场。顿时，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

待会场安静下来，毛泽东向大家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从历史照片上看，第一届文代会会场布置简陋，但600多名代表所感受到的却是一派盎然春意。因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向他们走来。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是宣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全国文联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等文艺团体。文联的这一架构一直延续至今。

巴金在文代会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新文艺”初露端倪

第一次文代会将“改造旧文艺”作为主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如果认为旧文艺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样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了；另外我们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样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时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

与“旧文艺”相对应，1949年之后的文化艺术领域，延安的艺术精神和政策被延续，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经由“左联”开始介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枝繁叶茂。

这一时期，新年画和新国画成为“新文艺”的显著标志。在《共同纲领》（也称“临时宪法”）第四十五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艺术政策的指导下，1950年，《人民美术》《人民画报》《漫画》等相继创刊，同年，中央美术学院也正式建立。

学者尚玉荣在《大起大落的艺术存在方式——1949-1976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中回顾：发轫于抗日根据地的新年画可谓是革命美术的产物。

1949年11月23日，由毛泽东批示、同意，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强调年画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而在技术上，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另外，在某些流行门神画、月份牌画等类似艺术形式的地方，应当注意利用和改造，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随后，全国美协筹划了新年画展览，并于1950年3月2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年画座谈会，对新年画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初步探讨。

看似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在1949年之后首先承载了记录、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随后，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发表了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等关于改造中国画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著名画家徐悲鸿发表了《漫谈山水画》，指出那些追求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在需要现实主义的今天，并不能对人民起到教育作用，也没有其他积极作用。现实主义却不同，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更好过石溪、石涛的山水吗”？至此，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思想得以确立。

1949年之后的文学艺术，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延续，中间经历了1942年至1949年整整七年的迂回和能量积累，成功地建构了文化方针的“大众化”概念。

史诗时代的抒情歌者

1949年9月30日清早，一辆卡车开到铁狮子胡同的操场。李国文在他的回忆文章《难忘那辆五彩花车》中写道：我们一拥而上，按照舞美班同学的想法，要在车上加上一面面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图板模型，加上镰刀锤子、麦穗车轮的传统装饰。那个即将到来的盛大节日，让他们激动而专注。

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另一次则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19年3月21日，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莅临华东师大讲授钱钟书、奥尔巴赫和巴赫金，简要概括1940-1950年代学者的个人身份与时代的碰撞。王德威在他的著作《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1949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化仍与古典时代中国文学“抒情声音”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身特性。在急剧转型的现代中国，中国文化的“抒情性”不但没有被磨灭，相反因为“史诗时代”而获得了彰显。

王德威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名噪日本的台湾音乐家江文。江文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1938年回到北平。王德威用“史诗时代的抒情”歌者来描述江文的艺术创作。1949年之后，江文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教授……

文人的政治选择直接决定了其创作风格乃至个人命运。在1949年前后，作为“小历史”的文人命运与作为“大历史”的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在上个世纪中期的新格局中，每一个艺术家在面对时代的变迁中都成为了需要探索的“新人”。面对全新的国家期许以及连绵不绝的雄浑意象，他们有了怎样的挣扎和努力、怎样的探索和专注？每一个个案，都成为我们在今天所处的时代中的启发与镜鉴。

时间回到李国文们扎彩车的那一天，“谁也没有制作彩车的经验。……拆拆装装，忙了一天，到晚间才组装完毕。一试车，出了问题。虽然想到给驾驶员留下足够的视野，可我们谁也没开过车……那位开车师傅钻进驾驶室，开了几步，跳出来连说不行不行，一直往前还行，要拐弯，非捅娄子不可！这时，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一点多了……”

这辆彩车最终驶过了天安门广场，融入盛大节日的欢庆海洋。漫卷诗书喜欲狂中的生涩与趔趄，或许，正是那个时代无数文化“新人”的写照。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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