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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人生的另一场战争
“过时的”法学家：因普法遭遇网暴后
《看天下》记者 李慧琪
他已经规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离开喧嚷的北京，找一处僻静的风景优美之地，写人生中最后一部小说。只是，还未等离开喧嚣地，网暴风波朝他扑面而来。
何家弘承认自己很有受挫感。
69岁的他来到年轻人流行文化的领地，成为了一名B站“UP主”。2021年4月，第一条视频发出后，弹幕像雪花一样飘满屏幕，“大佬来了”“巨佬”。视频里的何家弘有着法学家的严谨，连服装都是笔挺衬衫，或者领带西装。
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被称为“证据法学泰斗”。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代法学家，他是中国大陆首个获得美国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证据法学》，至今是许多法学院本科和考研的核心教材。
目前他还没有退休，在学生介绍下，他一步步接触网络。“一开始我在今日头条有个账号，做普法宣传，后来学生跟我说，让我在B站做视频，B站上有很多年轻人，”何家弘说，“但我不会用这些新鲜的东西，一位人大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就帮我录制视频。”
只是没想到，原本为了普法而来的何家弘，却遭遇了网络世界最独特的违法攻击：网暴。
一个“过时的人”遭受网暴
在“何家弘说案”这个账号里，何家弘一直在讲解四十年来研究过的传奇罪案——他说，里面藏着能让世界变好的秘密。
何家弘接触过不少大案要案的一手资料，在节目中，他披露了黑龙江石东玉案、“亡者归来”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2022年7月，备受关注的“错换人生案”尘埃落定。
据新华社报道，2020年2月，江西青年姚策确诊肝癌，母亲欲割肝救子，结果检查时，发现孩子并非自己亲生。经调查，才揭开28年前，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时的错抱婴儿事件。
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网友们甚至根据案件细节，提出了很多猜测和质疑，进而，也延展出一些未经证实的观点，比如“故意偷孩子”等。
8月，何家弘受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邀约，就其中的证据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采访中，何家弘对证据问题一一进行了剖析，讲了十几分钟。因为考虑时长的原因，最后节目只截取了一分多钟的片段。他在里面提到，应该尊重法院判决，“法院要挺直腰板，不能被民众的意见左右”。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网友提出“杜新枝一家（抱错孩子的另一家人）办假证”“医院的病历有涂改痕迹”，所以天然觉得他们一家是有罪的一方。明确表示应该尊重法院判决的何家弘，则被视为力挺“杜新枝一家”。进而，想象力丰富的网友还脑补出一系列黑暗背景。
“有人造谣说，我是驻马店人……和杜某某有亲戚关系，”何家弘说，还有人造谣说，“我收了杜家的钱财而为其说话，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
造谣之外，是谩骂和攻击。有人称他为“何砖头”，有人拿他留学经历进行侮辱，有人对他的博士学位提出质疑，有人诅咒他“必有灾殃”，还有人用他的头像拼制成低俗的裸体视频。后来，甚至有人给人民大学打了举报电话。
何家弘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他，和网络是绝缘体。他的手机长时间关机，每天只开机两三次处理必要的事务。他没关注过网红，不知道什么是App，也不知道什么是流量——只能望文生义，“某视频前流动的人的数量”。
至于什么是网暴，他也只听说过，并没有详细了解。但这一次，这个词不再是一个遥远赛博世界里的名词，而成为他生活中的动词。
写小说的法学家
收到采访函后，何家弘隔天就发来一篇近5000字的文字回复。他觉得这样可以节省双方时间，见面就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深入聊。
这种不愿浪费时间的习惯，是他从年轻时就养成的。
1969年10月5日，他和其他知青一起到“北大荒”下乡务农8年。因“成分问题”好不容易回城，又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当水暖工。直到中国恢复高考，1979年，何家弘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他原本喜欢文学，可那时候，“人大一分校”没有文学系，何家弘糊里糊涂地选择了法律系。
对于那个刚刚开始重建公、检、法的年代，法学是个全新的学科。何家弘说，经历过动荡的时代，越学越觉得法学重要。
何家弘拼命想弥补被耽误的青春。他读到硕士留校任教，两次出国访学。1992年，何家弘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博士（SJD）学位。一般人需要三到五年拿下的学位，他只用1年零10天。回国后，何家弘又开始主编了第一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
这位法学专家严谨却不古板守旧，相反，他的兴趣很广，愿意尝试新方向。正如他在全民上网的时期，愿意尝试做UP主一样；在全民文学热的1990年代，他也曾提笔写小说。
和很多犯罪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比如他的第一本小说《血之罪》，就是从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石东玉杀人案”中获得灵感的。
1989年，护林防火员关传生的尸体被人发现，他的邻居石东玉成了重大嫌疑人，并被判死缓。判案的物证是石东玉衣服上的血迹。当时中国没有DNA鉴定条件，仅凭血型就判定石东玉为凶手。1994年，真凶被发现，相关部门重新审理此案，将石东玉的血衣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检测，发现这是一起冤假错案。1995年，石东玉被宣告无罪。
这起案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项司法原则——无罪推定被确定下来。有人如此评价：错案是司法的阴影，而何家弘则用小说透视司法的阴影。
1994年到1998年，他一下子写了5部小说。其中，《血之罪》被英国《卫报》列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之一”。
何家弘喜欢把自己定位成“写小说的法学家”。他的书房叫“痴醒斋”，人生格言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法学的理性和文学的感性，在他身上共存。
现在，已经69岁的他，每周三、周四的上午仍有四个课时的课程——将近3个小时。过了六十岁，何家弘延迟退休了三次，他总有些时不我待的危机感，甚至曾在2020年一年内发表23篇论文，其中包括9篇英文论文。
何家弘坦诚地说，“最近真的想退休了”，身体的精力不允许了。他已经规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离开喧嚷的北京，找一处僻静的风景优美之地，写人生中最后一部小说。
法律有固定的框架，文学更开阔自由。何家弘想把那些没有规则形状的人生感受寄托在小说里。他说，“虽然我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从事法学研究，我希望，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走向死亡。”
只是，还未等离开喧嚣地，网暴风波朝他扑面而来。
“你没法说服一个故意跟你吵架的人”
何家弘手抖的毛病已经有几十年。上了年纪，症状更严重。他拿起手机，每个动作都像慢镜头，手指颤颤巍巍，总是点不准屏幕上的一个小按键。
手机并不是一个会让他天然亲近的事物，更别提沉迷其中。一开始，他甚至有些排斥网络。
以前，他校外讲课的任务很多，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的省部级干部研修班、公检法系统的培训班，疫情之后统统取消。一下子，他觉得自己好像待在北京没事干了。
那段时间，有人向他介绍了人大法学院毕业生徐晶帮忙录制视频，徐晶在做法律方向的内容创业，深感普通人需要通俗易懂的普法内容。
B站曾建议何家弘开收费课程，他在斟酌之后拒绝了。
“我在网上宣讲不是为了赚钱，主要就是为了普法。”平台提议讲刑事司法大案的课程，何家弘答应了，他想趁机梳理中国刑事司法在过去四十年的改变和进步。
何家弘并没有采取短视频形式，而是像给学生讲课一般，详细地讲解每起案件。他曾用了7期、近2小时分析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案，光是对自己收集案件资料过程的阐述就长达11分钟，这也是“何家弘说案”的一个鲜明特点，被网友评价为“全网质量最高的讲解”。
他的讲解风趣活泼，就像是和年轻人唠家常。讲解过程中，他还向网友“安利”辛普森有关的电影，让大家觉得“能插得上话”。但同时，他也有法学家较真的本性，有时剪辑掉了一句话，导致逻辑不够缜密，他要在下一期视频中一一解释清楚。
对社会热点，他也会有选择性地跟进。去年，何家弘在一期视频中谈到不久前一审宣判的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其中对死刑问题的看法，引发了网友激烈反应。
何家弘认为，废除死刑应该是司法文明的目标之一。
这样的看法在国内外法学界都不罕见，甚至早有部分共识。但大众还难以广泛接受。这期视频播出后，网友提出了强烈质疑，甚至不乏辱骂之声。弹幕里，评论区里，百分之八十的声音都认同直接判吴谢宇死刑，而不是改成死缓。
现实中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这位69岁法学专家，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再一次体会到了狂暴且喧嚣的民意。
何家弘是一个直率的人。遭到网暴后，有人劝他不要再回应。他第一时间把自己将近30分钟的证据分析发在了B站上。一开始，他还一一回复网友的质疑，还专门为这起案件，录制了两期长视频，耐心对案件中所涉的证据等问题，进行解释。
直到发现有些人其实根本不会完整看他的视频，更不在乎他的观点，他才意识到，“你没法说服一个故意跟你吵架的人。”
“因为，我信仰法治”
此前，一直有网友建议何家弘谈一谈“错换人生案”，甚至希望他介入关于此案的调查。
“我曾回答说，第一，我不能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因为我是教师，不是律师，没有调查的身份。”何家弘后来回忆道，“第二，我现在还不能评论这个案件，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法院没有终审判决的案件，我一般不公开发表评论。特别是涉及到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问题，我们都认为司法机关应该独立审判。我们就不应该干扰法院的审判。”
因此，直到该案终审判决之后，何家弘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
这是何家弘坚守了一生的法治理念，成为UP主后，自然也不愿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退步半分。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在网络表达越来越情绪化、极化的网络时代，这样的严谨、冷静，很可能不受欢迎。
1993年底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何家弘认为中国非常需要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是要讲法治精神，这成为他终身的信仰。
“90年代初，中国法治百废待兴，法学教育面临断层。
那个时候，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正当程序等都是很陌生的概念。中国传统打官司，公检法都是查明案件事实，我明白就行了，这事儿就是这样，就定了，而不是说我得用证据。”何家弘回忆道。
多年来，何家弘一直想努力推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对很多具体的证据规则、刑事错案司法制度、庭审制度都提过具体建议。
2005年，何家弘在中国人民大学带领一帮青年学者做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他说，之所以关注刑事错案，是因为人类总是从错误中反思，聂树斌、佘祥林等冤案，是个体的巨大悲剧，更是全社会的补习课。何家弘认为刑事错案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撬动证据规则完善和司法制度改良。
与此同时，他也做了大量普法的额外“工作”，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一些电视台的普法节目等。他认为，没有民众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有现代法治国家。
何家弘说，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法制）还是存在巨大的区别。前者的含义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治理国家，是真正的“依法治国”。后者的含义是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其本质还是“以人治国”。法治不能仅写在纸上说在口中，一定要渗透在人们的观念里，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法治的观念也不是一声令下或一纸法律就能灌输到人们大脑里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教化，必须在法治环境中养成。
这次网暴事件成为他普法生涯的一小道坎，也让他意识到了普法之路的艰巨。
“我不知道那些网评算不算网暴。”何家弘说，也有朋友问他，要不要找平台，删掉那些恶意的评论，“我说不用了，我不喜欢他们的言语，但我尊重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
切身经历过之后，原本对网络一无所知的何家弘，也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社会生态。何家弘说，现在的网络环境反映出，虚拟的网络空间太缺少法治。现在网络和我们现实的生活已经非常紧密，所以更不能放任。现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奉法者不强。
10月25日，经过一番内心的沉淀，他又发表了题为《我为啥普法28年》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从1994年算起，我已经坚持普法28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会继续此项劳作。因为，我信仰法治。我的最大梦想就是看到中国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法治国家。我期盼着，努力着，快乐着。这就是我的晚年生活。”
（本文发表在2022年11月18日出版的第31期《看天下》杂志。）
2、从说案到新说案，普法说案
《调查清样》——撰文 | 刘敏
作为陕西电视台公共频道老牌节目《新说案》的老观众，笔者近日欣喜地看到该栏目在主持人更新之后带来的全新气象。《新说案》栏目原先名为《说案》，更名后多一“新”字从中自然能体会到栏目制作团队对外传递的意味：内容新、手法新、风格新由此带来格局一新加气象一新。
但更名容易，这些更名背后的愿景实现起来必不是那么容易，此种栏目的制作重在两处，这两处关键其实就是该栏目的老名字——说案，说案说案，其构成一为“案”就是内容、题材，另一就是“说”即栏目的呈现与表达，以此观之，在内容题材解决好的情况下如何去说便成为该栏目成败之关键、运转之源泉。
对《新说案》栏目稍加分析可见，这是一档法制社会题材的纪实类栏目，内容上说白了就是“法制故事汇”，近期来看制作者对栏目题材做了一定外延的开掘，比如名为“再次出轨的媳妇”的一期节目就是一桩道德争议而并非严格意义的法制案件，“案”字本身包含的意义本就不局限于司法案件，还可以涵盖历史公案、经济案例等等很多概念。当然，做节目时司法案件必然占据选题的主流，因为一桩桩情感与欲望、躁动与隐忍交织之下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正是反映社会百态、引发思考感悟的最佳载体，对于电视栏目来说，面对林林总总的内容素材，如何处理则是一个考验。
其实表达的选择无非两种，一种走向侧重硬新闻式，此种风格实践中一般来说都是在栏目组外采记者充足、能力具备的前提下方可实现；另一种走向侧重对已有素材的重构，其实就是一种编辑与表达层面的再创造。而这第二种制作理念最有效的模式便是“栏目故事化”，事实上自2006年至今，电视台“栏目故事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省市级60多家电视台中，都设有故事性节目或栏目。访谈型的如《鲁豫有约》、《艺术人生》、《天下女人》、《名人面对面》、《决策者说》和《天下父母》等；专题性的如《讲述》、《拍案说法》、《背后故事》、《财富故事会》和《诉说》等，还有大量的法制故事栏目。四川卫视索性将自己定位为“故事频道”，即以电视剧(虚拟故事)、新闻(正在发生的故事)和专题(真实故事)为主干，实行板块化、无障碍编排。重庆卫视曾经也提出了要打造“中国电视版的故事会”和“麻辣中国故事频道”。故事化与平民化，成为中国电视的救命稻草，它一方面更加贴近本土、贴近民间、贴近生活，一方面也节约成本、节约资源、节约创意。
任何事物都有着利弊相依相辅的两面，栏目故事化也是如此，十年发展下来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即：成于日常、败于粗糙。对此如何应对？笔者认为，电视栏目故事化，成败全凭嘴一张，也就是说栏目主持人如何去说、去表达、去引导和展现的问题。因为电视栏目的故事化叙述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对生活的虚构演绎，电视节目故事化是以“真实故事”为注脚，在抓住戏剧冲突精髓的同时，再辅以艺术化的再现。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要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对“人物——事件”进行逻辑结构，其要在倒叙、插叙、顺叙等手法的综合运用中，让矛盾冲突得以集中呈现。而主持人在故事性叙述过程中能否体现那种“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的传播功能则完全有赖于主持人的表达魅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持人也同时是“电视说书人”，故事悬念能不能迭起，构思够不够巧妙，全仰赖于这个“说书人”对故事的了解、掌握以及向外传播的能力。以此标准评价，陕西电视台的《新说案》栏目此前至少有三大遗憾之处。
首先是主持人的说案讲述由于缺乏个性魅力而让讲述者成为故事“多余人” ，因为即使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旦遇上干瘪生硬的解说和了无生趣的主持人，那么就会直接导致受众对于主持人的离弃，使之成为在精彩故事下的“多余人”。个人魅力缺失的主持人每一次出现都让受众觉得很突兀和反感，搅乱了人们的欣赏氛围。其次是栏目主持过程中，说案者有时会出现感情不到位、不真挚，与受众之间形成了语境落差，置身事外的冷传播影响了节目的连贯、顺畅；有时则沉浸在自我表达的世界中无法自拔，深陷其中难于准确灵活驾驭不同讲述题材的内在要求。第三则是说案者常年讲述“套路”一成不变，讲述中忽略“真性情” ，千篇一律的主持套路，令受众对主持人的信任感就在比照中大打折扣。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近期亮相的陕西电视台《新说案》栏目主持人可谓完全满足了栏目故事化对主持人提出的要求，鉴于该栏目同时也是一档方言表达的电视栏目，具备深厚新闻播音功底的新主持人转换为富于魅力的方言讲述更显得平实、真诚，让《新说案》栏目真正体现出了一种“全球视野、陕西表达”的境界。
笔者搜索《新说案》栏目最新主持人的履历显示：黄钢，陕西广播电视台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 主任播音员；毕业于中国培养专业播音员主持人的最高学府一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从业20年来多次获得省及国家级播音主持奖；主持过《陕西新闻联播》、《时代广场》、 《午间报道》、《 新闻末班车》、《今日体育》、《绿茵集结号》、《快乐动起来》、《搏击王》、《健康有道》、《开心斗地主》、《陕西名医 健康120》、《三农信息联播》等多档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每晚十点十分均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打开平时基本不看的陕西电视台，转到公共频道，观看主持人娴熟地用口语表达牵动着每位受众的心理波动，而受众则在主持人语言表达的带领下进入讲述节目的每一个叙事环境，体验到一种不同于己的人生历程，同时对此人此事注入或同情，或义愤的感情与共鸣，不由感叹这不正是此类节目最希望达到的境界吗？如此保持发展下去，《新说案》理应成为至少省内十佳栏目或者进入全国百佳优秀电视栏目之列。
本文关键词：说案谈情，从说案到新说案的过程，新说案2019，新说案2018视频，以案说案心得。这就是关于《从说案到新说案，普法说案（69岁，人生的另一场战争）》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更多的知识请继续关注《犇涌向乾》百科知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