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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为何《莺莺传》是悲剧而《西厢记》却是喜剧？原因很现实2、西厢记讲的是什么故事：《西厢记》讲的是什么故事1、为何《莺莺传》是悲剧而《西厢记》却是喜剧？原因很现实
引言：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西厢故事”完成了由“始乱终弃”的悲剧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的变化，最终成为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悲到喜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结局的变化，而是整体叙事的变化。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已初步完成叙事模式的转变，王实甫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将之变得更彻底、更完美，因此本文以《崔莺莺戴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为例进行分析。
王实甫《西厢记》封面
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叙事变化，其动力主要来源于故事中人物地位及情感观念的变化。元稹和王实甫的身份和故事中的张生一样都是儒生，崔莺莺则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女性，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故事中人物地位及情感观念的变化，看出元稹和王实甫创作心态的不同。
一、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叙事变化
《莺莺传》的情节框架为张生帮助崔氏一家、张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并展开追求、崔莺莺自荐枕席两人偷欢、张生离开并最终抛弃崔莺莺、张生另有所娶崔莺莺另做他嫁，叙事线索为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叙事模式之下，“终弃”的悲剧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张生另有所娶崔莺莺另做他嫁”掩盖了。换言之，从情感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情悲剧，但从传统的社会角度上来说却藏着喜剧因素。当然，这种传统社会角度意味着将女性排除在外，是一种纯粹的男性角度。
《莺莺传》画本
《西厢记》对《莺莺传》中的张崔故事进行了改写，其情节框架为：张崔偶遇并双双生情、张生帮助崔氏一家、老夫人食言、张崔在红娘的帮助下得以偷期、张生进京赴考、郑恒造谣挑拨、老夫人再度悔婚、张崔终成眷属。《西厢记》将张崔的相遇放在了张生解围之前，并增加了莺莺抗争及红娘相助的情节，由此得以对张崔的爱情关系进行根本性地重塑。除以之外，《西厢记》还增加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即老夫人食言、小人拨乱（郑崔婚约）和老夫人再度悔婚。
《西厢记》中的张崔之恋相较于《莺莺传》更为艰难，他们不仅要经受双方的考验，更要时刻承受来自外界的打击。在《西厢记》中，张崔之间的真挚情感是叙事的一个“大前提”，但张崔却是依靠一系列“小前提”才得以终成眷属的。如若没有红娘的帮助，崔莺莺或许始终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老夫人也不会承认张崔相恋的事实；如若没有法聪的帮助，张生根本没法传信至寺外，也就无法替崔家解围。即使在张生高中之后，如果没有白马将军的帮助，张崔或许也得不到圆满结局。
崔莺莺和红娘
不难发现，在《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背后，实则潜藏着众多的悲剧因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莺莺传》的悲剧结局背后却隐藏着团圆的喜剧因素。此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莺莺传》和《西厢记》中的悲剧因素、喜剧因素都是因何而生的？
二、《莺莺传》和《西厢记》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观念
《莺莺传》的悲剧根源在于崔莺莺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她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唯一一次主动追求幸福却又落下“始乱”之名。初时，崔莺莺“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这使得她无法正视自身的情感。因此，在与张生偷期之后，“始乱之，终弃之”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她心头，与其说她不主动追求幸福，倒不如说她始终在准备接受被抛弃的结局。至于结尾处的“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亦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罢了。
崔莺莺私会张生
《莺莺传》的“喜剧”因素则来源于张生对于抛弃崔莺莺并不抱有悔恨之心，其“忍情”之说不仅说服了自己，还使旁观者称之为“善补过者”。不难看出，在张崔之恋中，张生始终是一个主动者（被动求爱的过程被省略了），这段感情能否得到圆满结局完全取决于他。也就是说，张生不仅是张崔之恋的组成部分，更是这段恋情的最终审判者。可惜的是，张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有情者，社会因素使得他最终抛弃了莺莺（笔者有另文分析张生抛弃莺莺的原因，此处不再赘述）。不难看出，在《莺莺传》中，情感因素让位于社会因素，这不仅造成了崔莺莺之悲，亦造成了张生之喜。
在《西厢记》中，张生则失去了审判者的地位，只是恋爱关系中的一方。此时《莺莺传》中的张生被一分为二，一半是张崔之恋中的张生，一半是拥有审判权力的老夫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女性地位上升的结论，因为老夫人维护的只是封建思想，而非女性权利。不过，这种审判权的失去，无疑昭示着张生地位的下降。因此，张生虽然始终忠于爱情，但却不得不面临一系列考验，这可视为潜藏在《西厢记》中的悲剧因子。
张生窥视崔莺莺
事实上，张生不仅失去了审判者的地位，甚至在恋爱过程中也变得极为被动。因此，他才不得不采用殉情的方式来打动崔莺莺。当然，张生殉情一方面说明了由地位下降带来的软弱性，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情感地位的上升。与之相为呼应的则是，《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地位明显上升：崔莺莺不仅由富家之女变成了相国之女，更是在红娘的帮助下变成了恋爱中主动的一方。崔莺莺的矛盾心理虽不可忽视，不过它最终得以消解。因此，《西厢记》最终展现的是情感战胜封建思想，这正是《西厢记》大团圆背后中的核心喜剧因素。
三、元稹和王实甫的创作心态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在《莺莺传》和《西厢记》中都同时存在着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其根源在于作品中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观念。因《莺莺传》和《西厢记》的作者都跟张生一样是儒生，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则可视为他们心中的理想女性，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故事中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观念，一窥元稹和王实甫的创作心态。
张崔戏剧形象
1. 元稹的创作心态
《莺莺传》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爱情故事，但在元稹的叙述之下，故事的结局却具有了某种喜剧意味。因为元稹不仅将“始乱”之过归结到了崔莺莺身上，更是将张生塑造成了一个“善补过者”。这对崔莺莺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但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却展现了一个儒生受诱惑、堕落及得到拯救的过程，而男性猎艳的负面因素则得到了消解。
《莺莺传》中虽不乏对莺莺的赞美，亦有多处体现了张生对这份感情的重视，但这并不是元稹创作《莺莺传》的最终目的。“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由此表露出了一丝遗憾，但却也仅仅止于遗憾，而非后悔或是悔恨。因为在“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之说下，男女情感失去了正当性，而张生的“终弃”之行则变得极为正当。
元稹画像
由此不难看出，元稹是怀着一种“男性猎艳但终不为过”的心态创作《莺莺传》的。这一方面反映出了自命风流的文人的猎艳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唐代儒生自命不凡的自我认识及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鲁迅称《莺莺传》为“文过饰非”之作。
2. 王实甫的创作心态
在《西厢记》的结尾，王实甫通过张崔的圆满结局对有情人发出了极为真挚的祝福：谢当今盛明唐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
张生和莺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男女真情在和封建教条的斗争中最终取得了胜利。由此不难看出，王实甫在创作的基本心态为歌颂、赞美男女真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中张生在这一过程中却显得极为被动，面对崔莺莺的考验，他只道“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阎王殿前，少不得你做个干连人”；即使是在高中状元之后，张生亦不能完全把握住这段感情。若与《莺莺传》中的张生进行对比的话，则更容易看出《西厢记》中张生的被动性及软弱性。
王实甫画像
前文已经谈到，《莺莺传》中张生的主动性来源于唐代儒生自命不凡的心理及其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唐朝极重科举，儒生只要富有学识就意味着基本能走入仕途，因此作为儒生的元稹和故事中的张生一样，即便身为白衣书生但仍有自命不凡的资格。而到了元朝，儒生地位完全不能跟唐朝时相比，因此《西厢记》虽然讲述的仍是唐朝的故事，但作者的创作心态却受到了自身生存境遇的影响，因此张生变得被动而软弱。
因此，《西厢记》不仅展现了王实甫对真情的赞美与歌颂，同时还展现了一位元时儒生的自我认知。创作于宋金时期的《董西厢》，亦可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元稹 《莺莺传》（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董解元 《古本董解元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王实甫 《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2、西厢记讲的是什么故事：《西厢记》讲的是什么故事
《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创作杂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主要讲述的是书生张生（名珙字君瑞）与小姐崔莺莺在仕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又称《王西厢》、《北西厢》）是元代王实甫创作杂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 全书叙写了书生张生（名珙字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该书具有很浓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作者写青年人对爱情的渴望，写情与欲的不可遏制与正当合理，写青年人自身的愿望与家长意志的冲突；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观。全剧体制宏伟，用了五本二十一折连演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在古代杂剧中是罕见的。该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鲜明生动，文采斐然，极具诗情画意。
张生在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而无计亲近。恰遇叛将孙飞虎率兵围寺，要强索莺莺为压寨夫人；张生在崔母亲口许婚下，依靠友人白马将军的帮助，解除了危难。不料崔母却食言赖婚，张生相思成疾。莺莺心爱张生而不愿正面表白；几经波折，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至张生住处私会。
崔母觉察迹象，拷问红娘，反被红娘几句话点中要害，勉强答应了婚事，却又以门第为由，令张生立即上京应试。十里长亭送别之后，张生到京考中状元；而郑恒借机编造谎言，说张生已在京另娶，老夫人又一次赖婚，要莺莺嫁于郑恒。后张生赶来，郑恒撞死，崔、张完婚。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故事虽本唐代元稹《莺莺传》，实际却是脱胎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曾任陕西县令、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来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懑。于是他回到出生地中山府，开始了杂剧创作。金代的一位姓董的读书人，依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成《诸宫调西厢记》，把原来故事中的主人公莺莺写成是博陵郡人。定州在隋代就称博陵郡，所以在博陵一带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流传相当广泛。相传在定州崔沿士一带曾有过崔莺莺的墓冢。王实甫正是根据这一点，在中山府开始了他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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