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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养的花怎么夸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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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养的花怎么夸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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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养的花怎么夸赞她1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一声声喊我乳名……多少亲昵,多少疼爱,多少开心!啊,父老乡亲……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每当听到《父老乡亲》这首歌,我的这颗虽已变老但依然爱激动的心,立刻就向辽南大地飞奔,奔向盖县文化馆亲切的大院,那几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牵动着我的魂;奔向故乡那些坦诚、朴实、多才多艺的文友,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关心和鼓励,我前进的步伐才迈得踏实稳健,在他们辛勤耕耘的文学田园里,有我扎下的深深的根。

打开历史篇章,拂去岁月风尘。“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8年一开春,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是大决战的时刻。我带着受苦人得解放、睡梦中也要笑醒几回的喜悦,走进村小学的大门。开学没几天,老师就发现了我响亮的童音,让我当合唱队领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生经常参加文艺演出。我三年级时登台说快板、拉洋片、演双簧, 短小精悍的节目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我在表演唱《大苞米》《齐上文化山》中饰主角,在《喜》《强扭瓜不甜》《互助》等歌剧中扮演角色,还演出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这些活动让我懂得文艺演出可不是玩玩乐乐,是党领导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实行农业合作化,寒假时,16岁的我把村里的小伙伴们组织起来,演出当时十分走红的话剧《黄花岭》,成为故乡的佳话。在语文老师王振宏、胡佩兰的精心教导下,我不仅试着写散文和小说,对戏剧创作也很着迷。

在创作过程中,专家的指点非常重要,让人茅塞顿开。古城盖州颇有名气的文化人由志正,在《辽东文艺》发表了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话剧《夫妻俩》,展露出不凡的才华,获得一片喝彩声。1956年3月他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使盖州在全省乃至全国名声大振。他又在丁玲主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了三个月,为他讲课的有大名鼎鼎的老舍、曹禺、贺敬之和赵寻。他的创作有了很大的飞跃,又创作了话剧《妯娌之间》。这是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新颖之作,全国10多个文艺团体将它改编成地方戏,演遍了大江南北的城镇乡村。《妯娌之间》是20世纪剧坛的一株奇葩,可与孙芋的《妇女代表》、崔德志的《刘莲英》、舒慧的《黄花岭》并驾齐驱。我认为,论艺术性和人物性格塑造,《妯娌之间》更具有精品水准,其荣获了《剧本》作品一等奖。我非常想认识这位奇才。

我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1957年风和日丽的五月天,盖县文化馆的由志正要举办戏剧创作系列讲座。消息传到熊岳高中,乐坏了我们爱好文艺的众伙伴。我在头排抢了座,场场不落。当时由老师刚满30岁,气宇轩昂。他不像有的老师那样死教条,而是从艺术构思入手,讲得深入浅出,直奔人的心坎。他说文艺创作人物最重要,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创作故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习、提炼生动活泼的语言是关键,要脚踏实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那里是文学语言的源泉。切记避免学生腔,不要让陈词滥调腐蚀笔尖。若能从头到尾背会几出大戏,会让你受益一辈子,落笔着墨不为难,保你笔下定有神。说着他把《白毛女》从头到尾演唱了一遍,既演喜儿、王大春的纯朴可爱,又让大家看到黄世仁狰狞可憎的嘴脸,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泪水涟涟,俨然一个全才的大演员。大家都惊呆了,连连发出敬佩的赞叹。听了由老师的讲座,我心里开了窍,仿佛站在望儿山之巅,看到了山外青山天外天。

由老师的家在离我们村只有七八里路的黄哨村。几天后,在去熊岳温泉洗澡的路上,我恰巧与由老师相遇。他对话剧《日出》《雷雨》的结构讲了他的真知灼见,我听得入了神,对戏剧结构懂得了很多。听了由老师的这席话,我仿佛冲破了重重云雾,见到了绿意葱茏、蜿蜒连绵的一片青山;也好像绕过高耸狭窄的三峡,眼前展现出宽阔无垠的长江江面。我模仿由老师的笔调,写了一出独幕话剧《母女俩》。不久,学校让我写一部小歌剧参加1958年全县文艺大汇演。在教师宿舍我找了一间冷飕飕的屋子,关起门来苦苦奋战三天,终于让小歌剧《太平山下情谊长》呱呱坠地。李长发同学拿去谱了曲。

《太平山下情谊长》赞美了青年学生与农民之间的情谊,在全县文艺汇演中获得了创作和演出一等奖,喜讯在全县城乡四处传。它是我文艺生涯的处女作,载入《盖州文化》书中“文学艺术卷”。我的文学之根就是在故乡扎下的。

盖县文化馆、文联把我列入重点作者名单。文化馆要创作八场影腔戏《望儿山下红旗飘》,请我进了创作班。创作班共有十来个人,由志正和李钟敏是骨干。我对他们很尊敬,我们兄弟般地相处了15天。我并没有对此剧的创作出大力,只是帮助复印、刻钢板,但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见到不少文学行家,听到许多文学高见,结识了盖县、辽宁省的一些文化名流。李钟敏是我感到最亲切的人,做人、作文我都以他为榜样。

1959年我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迄今已离别故乡63年。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与故乡的联系、与文友们深厚纯真的友情却有增无减。

1960年春天,盖县文化馆第一个文艺杂志《苹果花》创刊,由钟敏大哥主管,他约我写了散文《幸福泉水滚滚流》,还亲自为此文作题图。与我打交道的报刊有数十家,最早还是故乡的《苹果花》为我开的篇。

1983年,盖州文化馆重打锣鼓,创办文学刊物《望儿山》。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的散文体小说《金色的玉米饽饽》,当时此作轰动了辽宁文坛。著名诗人、散文家吕公眉评价道:“恩波的此作很感人,读后叫你心里又甜又发酸。”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金华在写给我的信中感叹道:“您的作品表现了人间最美好的情感,读后我流了泪,一连几夜未入眠……”我的小说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有钟敏大哥的功劳。

1993年正月初六,盖州市委宣传部、盖州市政府老干局、盖州市文联联合召开研讨会,向各界人士推介《望儿山·多瑙河·紫禁城》这部散文选。这是我对盖州市父老乡亲和望儿山开发的献礼,表达了我对盖州大地的赤诚与深深的眷恋。当年我的校长——民进营口市委原主委鲁克承不顾严寒和路途遥远,从营口赶来。高中语文老师胡佩兰、郭增益很激动,他们体会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幸福与甘甜。会上,众多发言者的话语令我感动,吕公眉的讲话对我充满了鞭策与鼓励。宣传部部长杨兴华倡议,从我的散文选中精选15篇,印一本乡土教材,发给全市中小学生和教员。半年后《故乡情丝》正式出版,这本书是故乡父老兄弟对我的最高赞赏。

1993年、1994年是我与故乡文友合作硕果累累的丰收年。我与李钟敏、张柏、王一鸣齐心协力,编了一部八斤重、为人称赞的《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戏曲研究泰斗郭汉城为此书题写了书名,著名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希凡作了序。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故乡文友托我办什么事,总是二话不说立刻就办,这些年为盖州市作家协会、熊岳高中等的文友们的著作撰写了多篇序言。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今年我已83岁,今后我还要尽力为故乡多干事,誓做故乡人民的好儿男。(郑恩波)

来源: 中国文化报

领导养的花怎么夸赞她2

来源:【绿色中国】

文/龚 达 才

2022年10月4日,正值全国人民欢度国庆之际,我们又喜气洋洋地迎来了重阳节。重阳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期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日。“九”数在《易经》中为阳数,“九九”两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因日与月皆逢九,故又称为“重九”。九九归真,一元肇始,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的日子。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求福、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习俗。

重阳节虽不在二十四节气之列,但却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重要和独具魅力的节日,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历代文人留下许多咏颂重阳节的著名诗词。比如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阳节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等内涵。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是当今重阳节日活动的两大重要主题。2006年5月20日,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了传承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的民间习俗,中国邮政于2003年10月4日发行《重阳节》特种邮票一套3枚。第1枚图名“登高”。登高是古代流传的习俗。登高之处,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或高塔。九九艳阳天,云淡山清,秋高气爽,人们头插茱萸,手提菊花酒,登高览胜。图案中人物在高山瀑布之下,点出“登高”这一主题,人在高峰之上,瀑布蹈在脚下,前景广阔,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韵。设计者采取“万绿丛中一点红”,以红衣人吸引人们的视线,一下子使人物变得“高大”起来。红色一点犹如画龙点睛。第2枚图名“赏菊”。重阳节时有赏菊、饮菊花酒的习俗。图案中有一位背朝观众坐赏秋菊的老者,虽然看不见面容和表情,但从坐姿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痴心于花卉的老叟,这比起走马观花更有韵味。第3枚图名“饮酒对弈”。重阳佳节,亲朋好友相约,登高游乐,野宴饮酒,特别是饮菊花酒,既含有传说中避瘟邪的意愿,也逐渐注入了真诚舒畅的情感交流。重阳节饮酒,酒后对弈,更是文人们的一种雅兴。从邮票图案上的棋盘看,文人雅士应该是在悬崖之边、茅亭之中下中国象棋。画面形象生动,品味高雅,既闪烁着一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也别具一番情趣。

△《重阳节》特种邮票一套3枚

这套邮票选择了“登高”、“赏菊”和“饮酒对弈”三种最具典型的活动方式,采用中国传统的工笔画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重阳节的丰富内涵和风格特征,营造出重阳节秋高气爽、黄花遍地、丰收喜悦的节庆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邮政部门不仅发行过一套和平建设时期《重阳节》的特种邮票,而且还发行过一枚反映革命战争年代重阳节的诗词邮票。1967年10月1日、10月6日和1968年5月1日,邮电部发行《毛主席诗词》邮票一套14枚,其中1967年10月1日发行的第7枚《采桑子·重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采桑子·重阳》邮票图案

《采桑子·重阳》这首词作于1929年10月的重阳节。当时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城的临江楼上养病,重阳佳节来到,院子里的黄花如散金般盛开。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他的梦想和现实再一次发生了位移,因而作了此词。全文如下:“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这首词通俗易懂。意思是说,人的一生容易衰老而苍天却不老,重阳节年年都会来到。今天又逢重阳,战场上的菊花是那样的芬芳。一年又一年秋风刚劲地吹送,这景色不如春天的光景那样明媚。却比春天的光景更为壮美,如宇宙般广阔的江面天空上泛着白霜。这首词通过对重阳节的述怀,表达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赞美之情,抒发了作者宽广的胸襟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犹如战斗号角那样鼓舞人心。

《采桑子·重阳》最早发表在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收入1986年11月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时,加了一个注释:“阴历九月初九叫‘重阳节’。1929年重阳节是阳历10月11日。这年秋天,红四军在福建省西部汀江一带歼灭土著军阀,攻克了上杭,所以词中说‘战地黄花分外香’。黄花指菊花,我国古代菊花的主要品种是黄的。《吕氏春秋·季秋纪》:‘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花)。’古人常于重阳赏菊。”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今天的重阳与80多年前的重阳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今天欢度国庆,登高赏菊,千万不要忘记峥嵘岁月,千万不要忘记战地黄花,千万不要忘记来时的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如果没有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如果没有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就不会有“战地黄花分外香”,就不会有“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就更不可能换来今天“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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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养的花怎么夸赞她3

大家不妨先来看一段“实况”——

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因忙于防疫错过女儿的成人礼,进而引发广泛质疑的河南郑州社区书记刘红英,11月8日当街举着喇叭回应社会争议,大声喝问:“我怎么啦?”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男士马上随声附和:“大家说中不中?”现场发出一阵稀里哗啦的掌声。

刘红英最后喊话:“我的稿子统统审核过的,不是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家理解一下。”

“谢谢领导!大家鼓掌!”还是那个男士的高喊声,又是一阵稀里哗啦的掌声。

“我们正愁没米下锅,你却想着没有按时吃燕窝”。本来,新闻发布会上留下的“话柄”已经轰动很大,冲上热搜,这个当口最需要的是理性、理智地谨慎对待舆情,及时有效地化解事端、消除影响。

可是,刘红英没有这么做,而是为了尽快撇清自己,急不可耐地手持喇叭当街喊话,还摆出一副委屈十足、不屑一顾的神态。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这时候,身边的“前呼后拥”者们该怎么做?

喊话过程中可以看到,有位戴眼镜的男士从后面走来,拉了一下刘红英的衣袖,试图阻止她,但被掌声包围、处于激情中的刘红英,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

看来,刘红英身边不缺理性者,只是过于“身单力薄”,想要“保护”她却又无法扭转局面。

反观那些高喊“谢谢领导”“大家鼓掌”的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吗?我看未必,若不是脑袋真的缺根“弦”、不会辨别是非,倒像是在给领导“挖坑”,非得拱火、浇油,直到把事情搞大,把领导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试想一下,假如刘红英身边的人都能像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一样,婉转劝一劝,伸手拉一拉,或许事情不会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以致于不仅牵扯到刘红英一个人,还将“我的稿子统统审核过,不是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告知天下了,把“一个人说”变成了一帮人同意我说”,而且审核者肯定是上级的。

看看,事越闹越大,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

同样是发生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事件,相比之下,与乌鲁木齐李少莉副局长的“冷处理”,无论认知还是水平,差了不止几条街。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副局长的身边没有推波助澜帮倒忙的伙计。

事实上,李少莉、刘红英都属于实干型女干部,就这两起事件而言,公众针对的并不单纯是某个人、某件事,而是经常封控、时时核酸,工作不得、生活窘迫,被疫情压抑了近三年无处发泄的情绪,恰巧被暴露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某个“点”触发了,包括李少莉的念稿方式、服饰穿戴,刘红英严肃场合说家事、拿女儿成人礼打“悲情牌”等等。

照理说,这些“点”若搁在别处,比如总结表彰会、事迹报告会等场合,再正常不过了,定将无人指点指点、说三道四。但这些“点”与“疫情防控”契合到一块儿,便很扎眼、很刺激、也很容易伤人!

弄清楚这个利害关系,就应该知道,出点状况并不奇怪,多多少少、大大小小谁还没个闪失,如何对待、如何处理、如何化解才是关键。

领导也是感情动物,由于事发突然,恍若当头一棒,难免会失去理智,甚至判断失灵、一时冲动,做出诸如“拿喇叭当街喊话”的失常举动。

值此十字路口,身边的人往往显得格外重要,即使忠言逆耳,也有利于帮助领导力挽狂澜,控制住事态继续发展、发酵。

说到这里,再回头看看,刘红英身边有的人,所作所为倒像是在“起哄”,生怕事儿闹不大。

当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倘若有的领导就好“这一口”,就喜欢“听赞歌”,周围越是赞美、追捧就越兴奋、越膨胀、越飘飘然,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鲁迅先生笔下的“捧杀”二字说的是啥意思,有些人一旦做了官,便再也搞不懂、听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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