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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酒杯通往人身自由【冰点特稿第1268期】

1000万年前，人类祖先体内进化出独特的酒精处理基因，在树下拾起腐败的植物果实送入口中。人类与酒精开始纠缠，权倾天下的皇帝、心比天高的文人、富甲天下的巨贾、寻常巷陌的百姓，总有人为酒所倾倒。

目前，全球饮酒人数超20亿，中国的人均酒精饮料消费每年递增13%，老牌酒企和饮料巨头纷纷推出五花八门的低酒精饮品，抢夺人18岁之后的第一杯酒。嗅觉敏锐的商人把酒馆开在写字楼的套间里，光亮的格子间与幽暗的酒桌无缝衔接，一杯威士忌开启下班时光。一名在国贸开了8年酒吧的老板习惯了保守秘密，他听见过骰子碰撞中成交的几十亿订单，也帮醉倒在马桶上的白领提过裤子。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隔离生活让许多嗜酒者重新拿起酒杯。研究数据表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酒类销售额增长了3%-5%；老年人、有小孩的人、无业者、抑郁和焦虑症患者饮酒量明显增加。

在我国，夏季会出现一个饮酒高峰。和两年前比北京急救中心7月第一周收到与酒有关的急救呼叫从271次升到485次，患者包括几十个“无名氏”——他们在街上因醉酒陷入昏迷，被路人或保安“捡到”。

他们中的一些很可能患有酒精依赖，即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并且出现戒断症状。“有些酒依赖的患者就死在急诊室。”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黄剑发现，酒依赖患者的就诊率很低，这些患者通常患有肝硬化、胰腺炎、肠胃炎、末梢神经炎等并发症，但他们并不知道身患疾病的源头所在。

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达到4.4%。黄剑记得，20多年前，推开诊室门的嗜酒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工作，年龄在五六十岁，他们用酒解乏。现在，二三十岁的患者出现，职业包括互联网从业者、律师、企业家、大学教师甚至医生。

“我们以为酒能把我们带离一个深渊，没想到被带入了另一个深渊。”一位患者曾说。作为一种化学物质，酒精对人体的影响日积月累，逐渐夺走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为了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一些人试图猛踩刹车，把酒杯倒空。

“停不下来”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酒药依赖门诊，面色暗红的王兵在弟弟、儿子和妹夫的簇拥下走进门，一直低着头抠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39岁的他从七八年前开始，每天必须喝一斤42度的白酒，不喝酒就不吃饭，浑身疼、心烦、坐立不安，最近一次饮酒在当日凌晨两点。

担心王兵撒谎，家属全程抢答医生的问题，说他“自制力差”“没有责任心”。问诊过程中，王兵去上厕所，刚出门，家人一拍脑门追出去，“别让他跑了”。

医生杨可冰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他总会向患者家属强调，酒精依赖不是道德问题引发的，而是长期饮酒导致大脑皮层损害，引发意志力薄弱、高级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语言、记忆等。有嗜酒者告诉记者，自己酒醒后，有时一行字要看3遍才能理解。

酒精依赖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喝酒停不下来”，不仅是心理上的依赖，一旦停饮，生理上也会出现失眠、震颤、出汗、恶心、心跳加速等戒断反应。很多患者是抱着酒缸子去的医院，有患者形容停饮的痛苦就像是“抽掉一半的血”。

这并不是没来由的夸张形容。因为耐受增强，患者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需要维持在一定水平，才能维持机体正常功能，医生常常需要根据患者每日喝酒的量和种类，确定药物替代方案，减轻戒断反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丽霞接触酒依赖患者20多年，她发现，这种病就诊率不到5%。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行戒酒很危险，如果发生震颤谵妄，死亡率在10%-30%，死因包括脑组织水肿、心脏骤停等。有时候家属把患者往屋里一锁，几天后发现不对劲，送到医院，人已抢救不过来了。

王兵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县城，他说家乡几乎没人不喝酒，每年冬天，都有酒鬼冻死在街上。王兵的儿子18岁，上高中，有时家里来客人，必须要陪两杯，为了不让父亲喝，小伙子会灌下八九瓶啤酒。离不开酒之前，王兵在河北的工厂打工，过年才回家。过年是酒局最密集的时候，在儿子的记忆里，王兵几乎没有清醒过。

一开始只是午饭和晚饭要配点酒，慢慢地，早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喝酒，不喝就吃不下饭。家人不给喝，他就去抢路人的酒。王兵也说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越过了“那条线”。

比王兵大6岁的李运，花了很久才接受自己再也不能喝酒的事实。他一开始还不理解，酒量好这项自己引以为傲的“能力”，为什么让他变得“人见人嫌”？

他小学四年级就能喝下两瓶啤酒，父亲欣赏他，喜欢带他上酒桌。他喝酒速度快，喝完口条也顺，酒倒几分满、酒瓶朝什么方向放，他听一遍就能记住。他喜欢《水浒传》，欣赏梁山好汉的男子气概，“里面人一说话就要喝酒，人人面前都摆一大碗”。

他在工地跑工程，靠喝酒判断甲方性格，喝得快就是爽快人，找理由躲酒就是心眼多，认为“沟通不顺畅的地方，拿酒就能沟通顺畅”。

30岁以后，他酒后行为开始变得不可控，曾砸店、打架、出车祸。他想戒酒，觉得自己脏，坐电梯不敢呼吸，怕别人闻见酒味儿。为了克制酒瘾，他吃过黄鳝泡酒的偏方，也吃过1000元两盒的“戒酒灵”药丸，但都没用。

一次熟悉的醉酒后，李运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面包车上，周围坐着一圈身强力壮的陌生人。天蒙蒙亮，他知道，家人真的把自己送去戒酒中心了。

“恶化的那天，和每一天一样自然”

完全被酒精捕获后，一些嗜酒者希望能从所剩无几的酒后记忆里，找出“依赖”发生的前兆。

盛丽霞说，一般喝酒的行为会有3个阶段：社交性饮酒(少次少量饮酒)、酒精滥用(持续性饮酒、对健康造成损害，但未出现戒断反应)和酒精依赖。研究表明，为了应对压力而非娱乐喝酒的人，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更高。

大部分饮酒者希望通过酒精减轻痛苦或增加快乐，人与酒精的关系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和遗传基因、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个人心理等因素都有关。很难说清楚，饮酒行为从可控跨入失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两年前，22岁的林清还和“酒鬼”身份沾不上边。染上酒瘾后，她曾经在没有水电、暖气漏液的老房子里躺了两周，身边只有外卖餐盒和酒瓶子。

她皮肤白皙，留着乖巧的短发和长长的粉色指甲，听别人讲话时，大眼睛里透着认真。她12岁那年父母离异后，一直做妈妈的乖乖女。考入大学前，她自觉外形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人生一片光明。

入学后，她发现人际关系没那么简单。她曾被学长学姐孤立，还发现宿舍里4个人建了3个群。在陌生的城市里，她没课就躲在宿舍边喝酒边看电影，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

琥珀色的威士忌曾让林清感觉“瞬间轻松”，只用了一个月，她就从杯底喝到半杯，再喝到一整杯。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不太对劲，一次考试前她没喝酒，戒断反应随清醒一起到来，她手抖到写字困难，原来一个小时能答完的卷子，她写了两个小时。

林清想回家，母亲让她“坚持坚持”，于是她买了张卧铺票，一路喝着白酒回到家乡，躲进没住人的老屋子，两个星期后，因为暖气漏水漏到楼下，才被人发现。

这个原本爱美的女孩喝酒时几天不洗澡、不刷牙，不知道窗帘后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失去时间感，形容自己和老年痴呆的姥爷一样，不是在窗户旁边坐着发呆，就是喝完酒在床上躺着。她经常会从床上翻下来，有次小拇指摔脱臼、关节转了180度，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她走路都晃悠，喝水也会呕吐，她觉得自己快死了，不甘心，才决定去医院。

有嗜酒者形容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控制它、享受它带来的乐趣，到被它控制，被慢慢夺走一切”，有的人要用十几年，有的人只用几个月。32岁的尹秋喝酒后从没去医院看过，觉得自己一直藏得很好。

在别人眼中，尹秋也没什么借酒浇愁的理由。她是独生女，有一个大她10岁、爱护她的老公。她刚刚结束一份工作，在家休息，只是把品酒当成兴趣。半年后，她失控了，其间她没有遭受任何打击或挫折，“恶化的那天，和每一天一样自然”。

当几百个酒瓶摆满窗台，老公向她提出分居。她回娘家后，父母也不和她说话，只在她枕套下面塞200元饭钱。原来她父亲看闺女“啥都好”，后来走路都不和她并排。她只吃喝，不运动，从前的衣服都小了。父亲会一边帮她拽衣服蔽体，一边叹息“咋胖成这样”。

她没钱买酒，曾从父母开的彩票店偷了20个硬币，去烤串店点了两瓶啤酒。面对父亲的劝阻，她疯了似地嚷嚷：“人都会死的啊，喝死了多好！35岁就是我的大限了！”在家喝酒的三年半里，她几乎没出过门，唯一的社交是去参加婚宴，为了蹭酒。

“其实心里屈辱到了极点。”她说总感觉身上臭，故意买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觉得自己只配吃垃圾。”为了挣钱，她尝试工作。但喝酒的念头总在不经意间钻进脑海。任何理由都能成为她买酒的借口，比如天很蓝，她会走下楼，走到便利店的酒柜前。

“酒瓶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人”

不少试图戒酒者都走过弯路。在百度搜索键入地名加“戒酒”，显示的头几条结果全是民间戒酒机构。在河北某戒酒机构的两个月里，李运感觉“就比监狱好一点”。每天重复吃药、打针、看警示教育片，被灌输意志力的重要性，“都是一些动情的废话”。稍不听话就会被按在床上，接受镇静剂注射，眼皮抬不起来。有时候挨打，不少病友带着乌青的眼眶出院，没用，出了院还是喝。

最让医生感到无力的是“旋转门效应”：医院只能处理患者的急性戒断反应，无法长期跟踪患者的后期康复。有人在家属办出院的间隙，还去院外的小卖部买酒。复饮、住院、再复饮。

有人放弃抵抗，和酒一起走到生命尽头。很多患者在临死前像婴儿一样，只会重复一个动作，就是拿着酒瓶往嘴里送，“不管里面是尿还是酒”。也有人连举瓶子的力气也没有，家属要把酒搁在他的脑袋旁边，让他拿吸管吸。有些人始终没有戒酒意愿，家属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医生会强调，动机培养是成瘾康复至关重要的一步，即是否从心底愿意接受治疗。回龙观医院的杨可冰医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动机和病情进展程度、性格特征、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有关。想要强化戒酒动机，需要漫长的认知行为矫正。

最好的方式，是把动机强化塞进患者的日常生活。一位戒酒14年的男士已经接了10年的戒酒求助电话，有人想自杀，有人想少喝、有人想喝完了不打人，也有人只是刚喝完酒想撒泼，反问他“你找谁”。

他捕捉电话那头微弱的“动机”，努力让它一直存在，滴酒不沾是最终目标。有人担心领导知道，不愿意住精神病医院，他把话说得很直接：“要命还是要脸？”

很多嗜酒者互戒协会(以下简称A.A.)的会员都接过这样的电话。嗜酒者出院前，一些精神科医生会建议他们参加A.A.。它最早起源于美国，自愿戒酒是加入团体的唯一条件，这里没有领导者，服务岗位由会员投票选出，不收会费，人人平等，满头白发的老爷子可能是刚来几天的新会员，20多岁的小姑娘可能很资深。

北大六院的医生李冰在2000年把这一模式带回中国，让患者在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中保持清醒。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北大六院、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都设有A.A.分会场。医生发现，数名曾反复住院又多次复发的酒依赖者，通过定期参加A.A.会议和与自己的结对互助对象随时交流，能够保持多年滴酒不沾，病房内因禁止饮酒发生的医患争执也明显减少。

位于北京元嘉国际公寓501室的一个A.A.会场只有三四十平方米，一排排椅子面对落地窗外的绿树红墙。这里有饮料、糖果、学习资料，还有骆驼玩偶，据说骆驼能一天什么都不喝。很多会员第一次踏进门，看见几个大老爷们儿围着打扑克、下象棋，会怀疑来错了地方。开会也没人正襟危坐，有人玩手机游戏，有人闭着眼睛、翘着二郎腿。

发言的开头总是“大家好，我是一个酒鬼”。不止一个人说过，“酒瓶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人”。大家分享醉酒后的疯狂，比如跳河、进监狱、剁手、把刀架上亲人的脖子，有会员说：“虽然有些事我没做过，但我知道，如果继续喝，我都有可能会做。”

没人怕袒露“黑历史”。喝过料酒、医用酒精、花露水、风油精或香水的，也并不特别。一位岁数较大的会员回忆，10多年前喝酒时，还没有外卖，家人让附近所有小卖部都不卖酒给他。

“真是生不逢时！”他调侃，大家都笑得很放松。

除了分享戒酒的意愿和经历，会员们还会共同朗读学习资料，有酒鬼故事、也有嗜酒的哲学思考，有人低声嘟囔，有人一字一顿。有会员说，声音的接力让人觉得“安心”。“我一滴水，很容易干。但我在河里，就不那么容易干。”他们还会一起吃饭、帮会员搬家、去郊外烤串，女会员会约着一起逛街、拍照。

为了长时间维持清醒，在A.A.，会员大多会找一名助帮人，这个人一般已戒酒较长时间，能够在对方戒酒遭遇困难时提供帮助和指导。这个角色有时被寄予居委会大妈、老师、心理咨询师、银行、工作中介等身份的期待，但他们应该专注于在被助帮人求助时及时响应并施以援手。助帮人与被助帮人始终平等。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助帮人只能选同性，会员间禁止谈恋爱。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很容易“喝到一起”。

这种关系更像“战友”。看着新会员成长的过程，助帮人也在时刻提醒自己，不管戒了多久，我们都一样。

“借着投降得以自由”

即便动机强烈，戒酒之路也不会那么顺畅。一位A.A.会员形容，嗜酒者像天上的飞机，协会互助是燃料，酒瘾则像地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

对他们来说，累了、饿了、渴了……都有可能激发自身对酒精的渴求。戒酒10多年的人，也会做“复饮梦”，梦里一口酒下去，燥热和眩晕的感觉无比真实，“直接被吓醒”。一个戒酒15年的会员做菜时，老公给牛排喷了点红酒，一瞬间，贪婪的唾液就充满她的口腔。

元嘉公寓楼下有间烤串店，酒柜正对着门口，有新品上市，大家都要去看一眼。有人提起原来常喝的酒降价了，激起一片懊悔声，“经常为了这个捶大腿”。

他们知道，有问题的不是酒，而是自己。在A.A.戒除酒瘾的12个步骤里，第一步是“投降”。“我们承认，在对付酒精上，我们自己已经无能无力。我们的生活已经搞得不可收拾。” 一位会员总结，“借着投降得以自由”。

大多数嗜酒者起初不愿意投降。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者，A.A.里有过北大高材生、国企高级工程师、央视主持人的女友、《快乐男声》的选手。

他们能感受到外界的不满和自己的失控，只是习惯性地想躲在酒精营造的幻觉里。很多会员对“外面的世界”有莫名的恐惧感，有人要把门反锁起来才能入睡，有人会把手机锁进柜子里。

一名海归硕士自称怕让人失望、被人评价，“喝完酒才会觉得无所不能”。来A.A.后，她曾经接过一通电话，时长40分钟，她只是听、一句话也没说，结束通话前对方说特别感谢，感觉好多了，“原来什么都不做，我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A.A.每年开全国大会，有人是第一次坐飞机去外地。会后，酒店一间房能挤进去二三十人，床上坐着的、地上趴着的都有，大家彻夜聊天。

如今，网络会议更加频繁，每天有多个时间段，同时在线20-40人，遍布全国各地。人们吐槽工作、身材、情绪，有会员自称：“开始接受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把一只蚂蚁看成一头大象。”

第一次去A.A.时，尹秋紧张到浑身发僵，连喝了6瓶AD钙奶，没说一句话，但她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被尊重和表达的自由。逐渐熟悉A.A.后，尹秋了解到，戒酒的过程就像清扫衣柜，逼着她把破旧、发霉的衣服拿出来晾晒。

她有一个回忆起来并不愉快的童年。母亲在大街上打她，看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抱着腿求饶，“脸上很光荣”。她30多岁时还被母亲决定吃米饭还是馒头，总听母亲说：“哪天你死了就好了”“我一辈子让你给毁了”。

现在，她可以面对这些回忆，并学会和母亲保持距离，认可自己的价值。她还报名参加互累关系(指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一种失衡的依附状态——记者注)小组，学着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戒酒3年，尹秋还是觉得，嗜酒者身上的毁灭开关和康复开关离得很近，不小心就可能按错了。

有次，她老板准备了一箱茅台，让她安排宴请。她坐在去饭店的车上，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她想象了一下打开瓶盖、醒酒的画面，担心经受不住诱惑，立马下车，趟着漫到小腿的水回了家。“彻底接受自己后，才逐渐恢复了自由选择的能力。”

医生黄剑建议，戒酒初期“就像得了一场重感冒，抵抗力还很差”，要保持尽量简单的生活，避免参加类似的社交场合。

“好几个力量才能对抗”

李冰知道，戒酒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酒瘾这个东西很强大，有A.A.的力量、医生谈话的力量、药物的力量，好几个力量加起来才能对抗。”医生从不苛责复饮的患者，他们认为酒精依赖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随时可能发作、需要长期控制。

有人尝试转移注意力，比如喝雪碧兑醋，有气泡、颜色也像啤酒。比如打游戏、谈恋爱。一名20多岁就住进医院的患者，曾经一晚上喝完朋友带来的6瓶2升装可乐。

杨可冰觉得，戒酒一年以上的病人，就算是再次复饮，只要足够重视、有意愿来医院，接受医生的评估和诊疗，不影响生活质量和健康，就可以算是好转。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A.A.还是医生，都没有家属离得近。曾有一名患者戒酒愿望强烈，但不管他多努力，一直遭遇家属的冷暴力。在一次住院前，病人不堪重负选择自杀。

北大六院的黄剑医生说，酒精的长期影响会让患者变得挑剔、易怒，出现撒谎和暴力行为。他比喻说这像“中毒”，病人停止饮酒后，可以恢复原来的性格。

“酒是病人的拐棍，当他没了这个拐棍，就会很脆弱。”盛丽霞希望戒酒后，家属能多给患者一些关心，“一辈子把他当病人看”。

戒酒两年多以后，林清试图向父亲解释，酒依赖“是一种病”，得到的回答是，“年轻人要阳光一点、快乐一点，不要总觉得自己有病”。有会员说，自己总被家属指责，说朋友喝成了品酒师、喝出两套房子和媳妇的工作，而他只是个酒鬼。

在长期与嗜酒者的拉扯中，许多家属也“病得很重”。家属会议从A.A.会议中衍生出来，宗旨中有一条：“不管是嗜酒者是否仍然在喝酒，我们都有可能在这里感到知足，甚至幸福和快乐。”

一位家属在不敢让嗜酒的儿子离开视线，感冒药冲几袋都要管，半小时联系不上就电话轰炸。现在儿子想独自出门，她不再阻拦，“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有些情况，医生和家属都无能为力。作为国内最早研究酒精依赖的一批医生，李冰在各省份宣讲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郁闷、无奈。她曾经去云南的医院病房查房，一个患者的问题让她无法回答：我们一村子人都喝酒，村干部带头喝酒，我在医院可以不喝，回去怎么办？“我解决不了他村里的问题。”李冰说。她的一名患者自称是黑龙江一个小县城的法医，一个人一年要收十几具喝酒喝死的尸体，一般都是独自在家，遗骸发臭才被邻居发现。

尹秋戒酒后，喜欢借着出差的机会参加全国各地的A.A.分会。她曾经去过贵州的一个县城，路上遇到一个老人酒驾，拦下他的交警也喝得晃晃悠悠。那里的一些嗜酒者家庭，新生儿哭闹，“灌几口酒”。

尹秋回忆，会场在县医院的精神科，一开门，一股尿味，“是真的都喝傻了”。一个大哥，眼睛上喝出一个大血泡。一对父子，两人都是酒鬼，手抖得厉害，翻书都翻不过去，读一句话来回重复。就算病成这样，他们还是把酒当谈资，拿酒量开玩笑。“他不知道是这个东西，毁了他们的希望，还会要了他们的命。”

会议结束，患者像小学生一样排队出门，有人告诉尹秋，他们愿意来，是因为每天医院都发苹果，医生说如果来开会，还给发桃子。

当地还没有戒酒成功的患者，但主治医生依旧每次开会穿得西装革履，一页一页放PPT。尹秋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外地会员，医生目送她下山。她走了好远，一回头，白大褂里穿着西装、扎着焦黄色的领带的医生，还站在原地。

尹秋一个人在山下站了好久。那时她刚戒酒3个月，在山上给助帮人打电话，哭着说，自己真是幸运。

“我即便把事儿办成了，我得到的还是零”

一项国际研究表明，超过10%的过度饮酒者(定义为女性在任何场合饮酒4杯或以上，男性饮酒5杯或以上)会发展成酒精依赖。盛丽霞说，常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嗜酒相关的基因，如果有，加上接触酒精的机会频繁，就很有可能发展为酒精依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度饮酒背后的健康隐患，开始选择和酒保持距离。近期一部热播剧里，有关酒桌文化的情节上了热搜，网友纷纷吐槽酒作为社交工具的害处。

某银行客户经理徐振喜欢陷在酒吧沙发里，背对酒柜折射出的七彩光芒，点一杯柠檬水。这里只是他放松的地方。

尽管平时喝酒不算太多，他依然坚持戒酒一年多。2020年年底，他工作调动，业务打不开。核算季度奖金是他最绝望的时刻——那是一张列满存款、贷款、信用卡、信托等细小的指标的表格，“就是告诉你，你是怎么无法拿到属于你的钱”。

酒帮他带来客户和奖金。他曾一晚上喝吐4次，转月就多了4万多元的奖金。喝酒能和客户热络情感，“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

连续半年的熬夜应酬、加班后，他发现身体变得笨重，脸肿，没法弯腰系鞋带，走几步楼梯都要喘气。他也曾在应酬之外，短暂投入过酒精的怀抱，因为酒精让他身心“轻快”。但他发现清醒后，人会变得“更丧”。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迷上了只有7根弦的古琴，觉得弹琴时才是真正的“清醒”。周末他不再回应约酒的消息，一个人在家喝茶、弹琴、健身，瘦了十几斤。有时候去酒吧陪朋友聊天，他不喝酒，有人说他“没劲”“是不是个男人”，他就笑一笑：“改变不了世界，但能改变自己。”

在业务交流中，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告诉他，他们也不喜欢这种酒桌谈事的方式。再约客户，他会挑选大家相同的爱好，比如登山、远足、骑行。

李运现在很少参加饭局，之前像“梁山好汉”一样簇拥在身边的朋友不见了，他才发现这些所谓“人脉”从没真的存在过。他发现即使不喝酒，能谈成的项目还是会成。对于那些不喝酒不给办事的人，他会直接放弃，“我即便把事儿办成了，我得到的还是零”。

开始戒酒的日子是嗜酒者的另一个生日。在A.A.开会，一个固定环节是会员自愿分享清醒天数，数年或数天，都会得到掌声。只有相熟的会员才会互相开玩笑，“你是不是快成功了”。因为到死不喝才是成功。

清醒后的生活又开始正常运转。和尹秋戒酒“同岁”的朋友，有的送外卖送进了北京前五名、有的出国继续读研深造。而她也瘦出了瓜子脸、穿上了漂亮的小裙子，找到一份能发挥自己幽默和创造力的工作，她开始觉得世界可爱，而不是危机四伏。

在A.A.协会，一个15年前喝酒、飙车、吸毒、文身的女孩，现在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提起女儿一脸幸福。她说，如果年轻时候看到现在的自己，一个40多岁的女人，体重150斤，背着双肩包去菜市场买菜，“一定会去死”。

“但现在我不会去死，我太想活着了。我愿意拿一切，去换清醒的生活。”

(除黄剑、李冰、杨可冰、盛丽霞外，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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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人都会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点缀生活，把家居空间布置得温馨漂亮，大气美观又高雅。无论是普通住宅还是高档别墅，有了花卉绿植的陪衬，就增添了大自然的色彩与气息，让生活环境更加清新养眼舒适，充满生机。而花卉的种类也是非常多，下面6种“贵族花”，家里放一盆，端庄大气，高雅显贵气。

1、宝莲灯

宝莲灯，又叫珍珠宝莲、宝莲灯、美丁花、壮丽酸脚杆、粉苞酸脚杆等，它属于野牡丹科酸脚杆属常绿小灌木。株形大气优美，叶片革质、肥厚硕大，四季油绿光亮，开花大气娇艳，粉红色或玫红色，花形似宝莲灯一样悬垂下来，花苞片下像挂满了一粒粒晶莹的“宝石”，精美华丽，雍容华贵，被称为“花中贵妇”。

宝莲灯外形高贵，价格也比较昂贵，一盆花一般都要几百甚至上千元。春节前很多人喜欢买，放在家里端庄大气高档，装饰性强，观赏价值高，花期也很长，养护得当，能不断开花，长达半年之久。

虽然，宝莲灯漂亮，但不好养，很多人养不好，它产于热带东南亚地区，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对空气湿度要求高，空气干燥，要经常给它叶片喷雾增湿，以防干尖黄叶；浇水见干见湿，在秋冬季节，生长速度慢，而且，它的根系都是些毛细根，不耐水湿，所以要减少浇水；也不耐寒，最佳生长温度18~26度，低于15度就生长缓慢或停止生长了。

另外，温度过高、光照过强时，注意避免强光暴晒，叶片和花朵会萎蔫或提前凋谢、叶片发黑甚至焦枯。如果是放在室内有空调或暖气，也要注意中午时打开门窗通会风，平时把它放在客厅、书房、窗前等通风明亮散射光处或半阴处即可。

2、大花蕙兰

大花蕙兰也是有名的“贵族花”和年宵花之一，每年元旦、春节时，价格也不便宜。它株形优美，叶剑修长，开花端庄秀丽，花朵硕大而稠密，而且，色彩丰富，花香宜人，花姿大气高雅，摆在家里客厅、书房、办公桌等地，装饰性强，美丽温馨，能提升家居格调和彰显气质。

大花蕙兰对于空气湿度要求也很高，冬天室内空气干燥，需要经常给它盆栽周围环境中喷水增湿，但是盆土里浇水不要太频繁了，不干不浇，花期也不要把水喷在花苞上，会导致掉苞或腐烂，生长期可给它浇一些兰花专用营养液，开花后，放在明亮通风的散射光处即可。

3、北美冬青

北美冬青，是近些年来流行的价格比较昂贵的“网红花”和年宵花之一，它光秃秃的枝条上挂满红彤彤的果子，鲜红欲滴，红红火火，灵动可爱，耀眼夺目，能轻松营造出一种热情洋溢的温暖色彩和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而且挂果期长，可以瓶插，也可以盆栽，盆栽的话，因它生长速度缓慢，要养好几年才能挂果，所以价格也不便宜，一般的要几百块一盆，枝繁果茂、造型优美的盆栽达到上千元甚至更高。但“大户人家”喜欢养在家里，在元旦、圣诞、春节等节日里，常用于室内高端花艺作品和场景的布置。

4、金花茶

金花茶，是一种开金黄色的茶花，被誉为“茶族皇后”，属于茶花中的贵族花卉之一。野生的金花茶，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之一，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而且数量稀少，繁殖、生长缓慢，是不能买卖和私自采挖的。

近些年，人工培育的金花茶，已走进人们的生活。它花朵金黄、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既可装饰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以泡茶，有药用价值。

在南方温暖地区，金花茶盆栽、地栽都可以，北方只能盆栽，入室越冬。一般在春、秋季栽种。盆栽的话，给它配上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一般小苗定植后4-5年后才会开花，花期能从11月开到来年3月份，在开花期间注意不宜浇水过多，温度保持在20-25度左右，避免太阳强光直射，可以延长花期。

5、罗汉松

罗汉松株型优雅，枝叶四季常青，神韵清秀，气质高雅，大气吉祥，古代就是“大户人家”庭院里的“守财树”。民间还流传着：“家有罗汉松，世代不受穷”的俗语。如今，也是一些高档住宅小区、庭院、别墅的首要绿化树种之一。

罗汉松还是盆景爱好者的主要选材树种，它萌发力强，耐修剪，株型优美，苍翠清雅，常年生机勃勃，而且养得越久，树龄越大，造型越优美，越苍劲古朴价值也越高。无论是传统的中式庭院景观，还是现代别墅高档住宅，罗汉松都能轻松融入，毫无违和感，高雅显贵气。

罗汉松不是很耐寒，不过，树龄越大，耐寒性越强，一般在南方大都可以露地越冬，只是盆栽或小苗罗汉松，冬天温度降低时要注意保暖。盆栽最好给它用疏松肥沃且排水性良好的微酸性土沙壤土栽种，每2年换一次盆，施足基肥，并在春秋季节可以对它进行摘心修剪，防止徒长，让株型保持美观。

6、帝王花

帝王花，又名普蒂亚花，花形奇特，花朵巨大，号称“花中之王“，为南非的国花，是一种多年生、多花茎常绿灌木植物。

它枝叶茂盛，盛开时，花朵瑰丽多彩，高贵优雅，散发出帝王般的尊贵霸气，富贵华丽，价格也比较高，常用于高档鲜切花和花艺作品中，在家居装饰或重大喜庆节日典礼中都很常见，寓意“圆满胜利、富贵吉祥”。

帝王花除了插花，也适合于盆栽，在南方温暖地区，还可以地栽到花园、花坛中，生命力顽强，花期也比较长，长达半年之久。

适宜在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中生长，春秋冬三季，可以在全日照下养护，冬天不要低于7度，浇水不能太勤，但空气干燥，要喷雾增湿保持空气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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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花怎么水养 知乎3

唐诗永远说不尽。这是我们时常听到的感慨，也是真实的私人阅读感受。唐诗之所以述说不尽，并非仅仅因为唐诗浩瀚无垠，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对它有无尽的需求和想望。当下社会无论多么“现代”，唐诗所承载的深挚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总能在我们心中引发回响。

当踌躇满志时，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所描画的形象和心理正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我形象；当遭遇人生困顿时我们发现，杜甫“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中所积聚的沉郁之情时隔千年依然动人，依然有效。甚至有些诗句我们难解其义，只读文字本身，心灵就近乎本能地起了响应，比如李商隐的那些诗句，哪怕你已无法记起，也很难忘记那些诗句留下的迷离柔软的伤感。

如何走进唐诗，每个人有不同的路径。作家马鸣谦的《唐诗洛阳记》从千年古都洛阳这一视点看向唐诗，追索洛阳在唐诗发达繁盛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梳理与洛阳有关的诗人们的行迹，探究唐诗的演变与书写和洛阳这一地理空间之间的必然性关联，让我们获得了阅读唐诗的新视角。

在此次采访中，关于洛阳为什么对唐诗和唐代诗人们如此重要，马鸣谦说：“正式将文学纳入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是从武则天和唐高宗时代开始的，而且就在洛阳。这使洛阳成为一个文化的培养皿，对天下读书人形成了吸聚效应。就像现在的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北漂或沪漂一样，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洛阳和长安这两个都市圈或周边定居落户、繁衍生息，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在那里成长，文化教养的基础就这样打下了。”

马鸣谦，生于苏州，祖籍浙江绍兴，作家、诗人、译者。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隐僧》《无门诀》《降魔变》等。小说创作外，也从事文学译介，已出版奥登文集译作三种，分别是《战地行纪》 《奥登诗选：1927—1947》和《奥登诗选：1948—1973》，此外还译出了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和《松尾芭蕉俳句全集》。近10年来潜心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计划陆续写成以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白居易为主题的“诗人传三部曲”。《唐诗洛阳记》2本正是小说三部曲的真实背景与历史舞台。

从地理空间来观察唐诗

新京报：本书的写作缘起，是你和几位友人聊天时“认领”的选题（洛阳之外，还有长安、成都和扬州）。除了这一原因，选择从洛阳的视点探究唐诗的原因还有哪些？

马鸣谦：这本书的缘起确实有些偶然，但回顾起来也不是意外。当2019年我和柳向阳、茱萸两位诗人聊到这个话题时，我刚把《降魔变》写完并出版。在准备写《降魔变》之前，我也一直在做“诗人三部曲”（以杜甫、李商隐、白居易为题材的小说）的准备工作，差不多是在2016年前后，我把陈贻焮先生的三卷本《杜甫评传》细读了两遍，起心动念准备“诗人三部曲”的首部。那段时间我对很多唐代诗人的行迹，主要是对杜甫的行迹非常感兴趣。你在网上也能看到杜甫的行迹图，从他出生到壮游江南，包括后来游齐鲁、游梁宋，一直到入蜀和出峡，他一直在地理空间的迁移中完成诗的书写。在这个准备过程中，我对地理空间变得非常敏感，而且越来越发现，诗人生活或旅行的地理空间与创作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如果我们从地理空间来观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比如唐诗，我们会发现，跟乡村比起来，它大部分还是在城市里完成的，或者就是在从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的过程中完成的。张定浩兄提名《唐诗洛阳记》入选“行读图书奖”六月榜单时所写的一则评语把这一点揭示得比较明白，他说：“当代流行为城市作传，这本书也可称为一本别开生面的洛阳传，它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大城市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厚。”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我写出这本书的部分用意。

《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马鸣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

我本身的写作和翻译是比较跨界的，古今中西都有涉及。我曾读到翻译引进的《伦敦文学地图》《巴黎文学地图》以及《伦敦传》这样的书。另外一个外部刺激来自日本，日本有非常多汉学家和作家会写到中国历史题材，我一直在观察他们在这方面的优点。日本同题材的写作都要比我们早，研文出版就出过植木久行写的《唐诗的风土》，这本书就跟文学地理有关，植木久行在讲谈社学术文库还出过一本《唐诗岁时记》。相比而言，我国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意识是比较落后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刺激。要知道，“风土”和“岁时”这两个文化观念本就来自中国本土，只是我们忘失已久。我以前曾讲过，自己的很多写作是以耻感为出发点的，本国古典文学里那么好的写作资材我们没有去用，太不可思议了。无论从私心还是公心来讲，我都觉得有必要填补这一空白。

另一方面，回顾我们的古典文学，古代文学史都是跨朝代、大时段的，单独的唐诗文学史好像不多，只有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相当于做了一个开创性工作，非常难得。有关唐代的城市文学史好像也没有，有关长安和洛阳在唐代文学史中的影响和地位，有零散的单篇论文，但从整体来看似乎也存在着一个空白。为了解这两座唐代都市的空间，我细读了清代学者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徐松的这本书是开山之作，他发心写这本书的目的在《自序》中就已挑明，是为了“吟咏唐贤篇什之助”，他把它理解为工具书，他有明确的写作对象，即唐诗的读者们：你们不是喜欢唐诗吗？你们可能对诗里写到的空间都不了解，那我来帮你们调查清楚。要写成这样一本书，当然需要比较综合性的文化学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必要打通各个彼此相隔的领域，我自己就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城市地理的内容与唐诗文学贯通起来。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隋唐洛阳城图》。

有关写作用意，我还想强调一点，这套书分上下两卷，文字量很大，之所以会如此铺展开来其实也带有我的另一个写作意图。这里分享两个词，一个是scenario，有“情节”“场景”“前景”的意思，也就是视觉性的方面，我要写的东西我自己必须要看到（写小说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是panorama，是“全景图”的意思。确定好写作题目后，我花了大量时间来搭设这本书的scenario和panorama，我要想象并看到它的全景。我觉得自己找对了目标：相比长安，洛阳真的是唐诗发达繁盛的一个培养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动力来源。

八月初，荣新江教授来苏州找我聊天，他拿到《唐诗洛阳记》时也很喜悦，因为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响应了他的研究方向。荣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采用读书班的方式，将长安的每个里坊都像徐松写《城坊考》一样做深度的资料研读，我这本书跟荣教授的都市史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摄取材料的方向除了官修史书、地志、方志以外，文学方面的材料也有调用。而《唐诗洛阳记》的重心是文学材料为主，再辅以其他的史料和地志资料。

新京报：洛阳的哪些元素刺激了李白、杜甫、韩愈等如此多的大诗人们的写作？

马鸣谦：就像现在的北京、上海，吸收接纳了很多大学院校、学术研究机关、出版社、刊物等文化机构。与此类同，我们转移到唐代会发现，洛阳和长安具有同样的功能，具有相当强大的吸引力，对于要从科举求得上行通道的士子来说，它就是天下的中心，对商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在书中特别单列了唐诗发达的三个要素，其中就有提到科举的完备（其他两个要素分别是氏族的调整和类书的发达）。回顾整个唐代史我们会发现，洛阳恰恰是科举制度趋于完备的地方，当然，长安也一直参与其中。我们要知道，正式将文学纳入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是从武则天和唐高宗时代开始的，而且就是在洛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使洛阳成为一个文化的培养皿，对天下读书人形成了吸聚效应。就像现在的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北漂或沪漂一样，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洛阳和长安这两个都市圈或周边定居落户、繁衍生息，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在那里成长，文化教养的基础就这样打下了。

你提到了杜甫，他就是个标准的“洛阳仔”。我在《怀洛之思》一章列了一张清单，发现住在洛阳或者住在洛阳附近，或者曾经在洛阳住过的诗人，几乎构成了整个唐代文学史。这是我之前没有料到的，也印证了我的直觉：洛阳真的在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大诗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诗繁荣的原因

新京报：这本书主要写唐诗，但由隋朝写起，其中写到一位重要人物隋炀帝杨广，有人评论说，读这本书不料被隋炀帝圈粉了。隋炀帝在东京洛阳的建成以及相关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鸣谦：唐和隋经常可以联系在一起考虑，因为两朝统治者的血缘关系非常近。关陇军事贵族取得天下、建立隋朝以后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整合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南方文化即以六朝文化为核心），融汇成一种新文化。杨坚在杨广很小的时候就把他派到南方担任高职，驻扎在江南，给他配的妻子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所以杨广的婚姻就是一个北朝和南朝的结合。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也是一次文化婚姻。借用段义孚先生的“恋地情结”，我也写到杨广的恋地情结：江南虽然不是他的出生地，但他非常喜爱、眷恋江南，所以他才会在父亲杨坚去世后力主从长安移都洛阳，因为洛阳离江南更近。包括开凿大运河，都是为了接通他在少年时代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江南。虽然对杨广历来有很多负面评价，但客观来讲，这些举措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南北合流、获得文明的持续上升方面，其实是起了非常大、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杨广在文化建设上的建树也很多，包括编类书、城市建设。我们经常讲，历史是由民众推动的，可是，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其实很多时段乃是由那些富有直觉本能的所谓关键人物来推动完成的，杨广就凭着他的直觉判断有力推动了南北融通的隋唐文化格局的形成，也间接引燃了唐诗创作的“文学爆炸”。

《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风物之美》，马鸣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

新京报：前面讲到唐诗繁荣的几个原因，包括氏族的调整、科举的完备、类书的发达。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马鸣谦：就像我刚说的，关键人物、大人物创造历史。《唐诗洛阳记》里给了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单独的篇章，这些篇章列出来是有提示意义的。对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这个时代的某些决定性人物是可以施加很大影响的。隋唐的帝王强调文化教养，这不只是施之于民众，要普及教化，他们首先要求自己和皇室成员这样做。比如战乱一结束唐太宗就拼命补课，他年轻时四方征战，没空读书，后来就开始恶补，而且非常用功。执政者在文化教养上的自觉的学习心态，以及他们对文学创作的倾心投入，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无可抵挡的，特别是在古代传统社会里。他们知道治国需要用才，而用才就需要选拔，他们接受了比较健全的文化观念的熏陶，在文学上又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于是把文学纳入科举科目才会变成顺理成章之事。这种对文化和文学的重视是一种价值观的建构，会慢慢向其他阶层渗透，甚至直达最基础的乡村。

新京报：在唐诗发达的几个要素中提到类书的发达，是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类书类似随身卷子，诗人们写诗时有时会翻一翻，激发灵感。你怎么看这种创作方法？

马鸣谦：类书我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有的很大众化，为了普及基本知识和教养，这样的类书提供了唐代人的整个知识图景和视野；另一类是单纯的文学类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学类书就是对杜甫影响特别大的《文选》。各种各样的文学类书其实是文学入门的重要桥梁（就像现在我们读文学史或作品选本一样）。除了官方的大部头类书外，民间还有很多小型类书或者自编类书，比如如果家族里读书的孩子比较多，他们自己会编制类书。这种风气是文化教养开始生根发芽的信号，也熏陶了很多诗人的写作。

很多唐代诗人除了早年读文学类书比较多，到后面写作诗文的时候也会用到，比如李商隐，就会调用对他写四六骈文比较有用的类书（他在骈文方面的老师令狐楚就有自编的《表奏集》）。在这个层面来讲，也可以把类书理解成参考书。另外，所谓“随身卷子”也是个人使用的小类书的一种，那多半是为了摘抄前代诗人或作家的好文句，以便日常的琢磨和研习。

杜甫：

有感情、有热爱、有好奇心的人

新京报：在对唐诗，尤其是与洛阳有关的唐诗之发展做了综合论述之后，本书就进入了具体的诗人领域。第一个是陈子昂，追慕汉魏风骨，提出复古观念，成为“初唐文学自觉的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获得一波又一波的回响。陈子昂提出复古主张的背景是怎样的？为什么是陈子昂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逆行者”？

马鸣谦：我想提醒读者留意陈子昂之前的两个章节，因为我特意写到了宫廷诗的重兴，这个篇幅的容量或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隋唐时，杨广也好，李世民也好，承续的还是六朝贵族文学的余波，而这余波在初唐却是文坛的主流。皇帝这样写，他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就这样写，他们都在讨皇帝的喜欢。这种风气从唐太宗到高宗，到武则天接掌权柄后也是一样。

所谓贵族文学就是六朝的文学（也可简称为“齐梁文学”），追求唯美，讲究辞藻，写得比较空洞，题材也较偏狭，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狭窄，一年固定的就那么几个节日、那么几个场景，写这样题目的诗是比较模式化的，文学因此丧失了内在活力。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宫廷诗，没有唐前期宫廷诗的重兴，就没有后面盛唐、中唐和晚唐诗的繁盛。陈子昂提出复古观念，背景就是宫廷诗的重兴和壮大，以及整个社会主流对文学的重视和认同。物极必反，宫廷文学达到极盛，肯定会有人要往另外的方向走。

另外，陈子昂的这一选择也和他仕途遇挫有关系。如果武则天或者后来的皇帝给他较高阶的官职，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陈子昂以及杨炯、骆宾王等人，他们都是被抛离都市圈的文学侍从之臣。因此陈子昂的“逆行”，既是文学观念的自觉，也是由个人生涯的沉浮所决定的。如果长久留在宫廷，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在文学上发言的欲望了。恰恰因为被抛离了中心，张力就产生了。

新京报：写洛阳诗人，杜甫不可或缺，他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的名句，极为生动地写出诗人归洛的急切又兴奋的心情。关于伟大的杜甫，有关洛阳之外，还想拓宽一点视野。你也正在写一部关于杜甫的小说，能不能谈一谈这部作品的起因、规划等？你如何看待杜甫的人生和诗歌写作？

马鸣谦：关于杜甫题材长篇小说《征旅》的缘起，前面已提到我研读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的情形了。这次细读非常重要，让我第一次跳出了以前读唐诗时单篇赏析的那种局促狭隘的视野，完整看到了杜甫作为诗人的整个人生，反过来，也让我探入了杜诗的内面内层。这种感受比之前任何一次阅读都要来得明确和强烈。这深深触动了我。

在去年年底写成的这部小说中，我选了杜甫后期停留在云安和夔州的时段，再以此为主轴，折射了他的一生。他在洛阳的早年生活也写到了，包括你提到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洛阳作为想要回归的故乡的明确方向。

为什么选择杜甫的夔州生涯来作表现？如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所了解，我们会发现，要找一个写诗最密集的时间段，那就是在夔州。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杜甫写了四百多首诗，差不多两天一首。在世界文学史上，我们找不出第二个人，也找不出第二个时段，像杜甫的夔州时期这样写诗，这简直是文学上的奇迹。最关键的是，杜甫在夔州迎来了他最重要的上升，他的三分之一，甚至将近一半的杰作都是在夔州写出的。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登高》，我每次诵读时都能感受到他强烈的感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用苏州话吟诵，用普通话吟诵，代入感特别强，恍若某种精神上的附灵。

除了创作密集，我想强调的另外一点是，杜甫在诗中写了他大量的真实生活，这是之前的诗人没有做过的，后面的诗人几乎也没有达到。后来南宋陆游有追摹效仿，诗作数量比杜甫的存诗翻了有两三倍，可是，从原创性和饱满性来讲，还是老杜更厉害啊！日本的夏目漱石等现代作家从传统文学过渡到现代文学时，曾有提倡“私小说”的观念，按照我的个人理解，近一千五百首杜诗里面就很有类似“私小说”或近代小说的色彩，他的诗有很强的叙事因素。真的非常幸运，杜甫已经为我提供了足够多的写作资材。小说中写到的内容不是我凭空的遐想，而是基于杜甫诗文中的真实生活线索来做的发挥和勾连。我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要让杜甫的人生变得更饱满、更充实，让他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当代人”。

蒋兆和《杜甫像》。

说到如何看待杜甫，我把他理解成一个天生好奇的人，他从来没有丧失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杜甫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很多约定俗成的文学观念或文学解说总是把感情当作很次要的因素，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感情是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包括我能够发心来写《唐诗洛阳记》和杜甫题材长篇，也是如此。倘若人无深情、长情，做事也不能长久吧。

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杜甫生活中带有喜剧性的场景，比如他喝醉酒回家，从马上摔了下来，养了好几天伤，很多官员携酒来探望（详见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从类似的很多生活细节中，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感情、有热爱、有好奇心又有趣味的人。这也促使现在的写作者思考，你的感情资源在哪里？你认同的感情资源在哪里？如果你的认同不足够，那么你的写作可能也走不长。现代文学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无情，把人抽象为冷态的固化的观念。如果观念里不带感情，它也是很单薄的。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叫“感情与继承”。有感情你才会去继承。我们的文学阅读，一般只会包裹在当代流行的氛围中，被各种各样的“时流”所迷惑，往上回溯到“五四”就已经很好了。这是很不够的，我们的阅读必须跨越全时段的整个汉语文学，我们必须唤醒汉语文学中无数出色的灵魂和他们的作品，这才是完整的文学教养。

李商隐：

最内向化的唐代诗人

新京报：来到中唐，以韩愈为首的“怪奇邦”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人的诗多怪多奇，书中引到的一首韩愈诗，艰涩拗口到让人惊讶。这一小群诗人之所以选择有些偏狭的怪奇之路，原因是什么？这一章节中令人动容的是几人之间的友谊，你怎么看待诗人之间的友谊？

马鸣谦：这和上面讲的陈子昂有类似之处。韩愈他们的出身阶层都不算很高，都不是所谓的“高门子弟”，在中唐的官场和都城生活里没什么地位。韩愈很有趣，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人，特别能交朋友，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盘点过大概数目，在长安若干年里交了有一千个朋友。他采取的生活策略和写作策略显然都是有意识的。从现实层面讲，他能联络到的朋友越多越好，以此造成声势，产生社会影响，这对他官职的升迁是有利的。在文学上，他也要发出声音，而且文学的声誉对他的仕途也有帮助。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他们去世后，大历年间的那些诗人相对来讲比较平庸，个性色彩不鲜明，出现了保守倾向。而在韩愈那个时代，名声比他更大的是一对驰骋文场的好友元稹和白居易。他们两个已经冒了头，天下皆知他们的文名（白居易的诗就更是流行，连里巷妇孺都能记背），韩愈就想自己该怎么办？恰恰是来到洛阳的这段时间里，他有意识地选择了这种“怪奇”的写作策略。

文学上走这么怪奇的路线也把“复古”往前又推了一步。“以文为诗”写作观念的提出，唤起了一种变革之心。韩愈对四六骈文是很反感的，他和柳宗元一道提倡古文，是对当时主流的官场骈体文的反抗和反拨。他们发现，用散体来写诗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比原先那些人写得更出色。

我对洛阳“怪奇邦”有一点是很肯定的，他们非常勇敢，在保守的、有着很多范式的诗歌写作上做了大胆的突破。

从诗人之间友谊的角度看，我高度赞许韩愈的品格。他任官后一直在接济周边的朋友，他对待友谊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看重，也是我们当代的文学空间里应该学习的地方。文学友谊非常重要。但它绝不是酒场饭局上的应酬，文学的友谊是指对彼此作品、思想和价值观的认同，作品价值居首，社会价值其次。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新京报：书中写白居易的章节也许是最有情、有趣的一章，因为写到白居易漫长又感伤的青春自由恋爱史，以及他中晚年的私人生活，还有被索鹤、索马等趣闻。尤其是白居易那段失败的恋爱，你认为对他之后的生活乃至创作观念都有重大影响。

马鸣谦：白居易的诗留下来很多，我细读、梳理过后发现，他和杜甫有类似的一面，他在诗里也记录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和感情，特别是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单独表现一段持续很长时间的恋情的，白居易好像是第一个吧。可作比对的还有李商隐，他有很多诗也都和恋情有关。现代人的意识生成的表征之一，就是感情的自我选择，欧洲浪漫主义早期的文学很多都是写恋爱题材的，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恋爱题材对于白居易和李商隐是指标性的，恋爱对他们写作和人生的塑形作用非常之大。他们在这方面的写作提示了中晚唐时期人文观念、社会观念、婚姻恋爱观念的重要突破。借此管窥，或许可以将其理解成文学近代化的某种征兆。手头正在写李商隐这部小说，篇幅会短一些，名字就叫做《少年李的烦恼》。

李商隐像。

新京报：书中写到李商隐时，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注释中说，李商隐一生写祭文54篇，为唐人之冠。善于写祭文只是因为他辞章华美，还是其中透露出李商隐的某种内在情感特质？读他的一些诗，总感到有死亡的阴影存在其中。

马鸣谦：你的猜测部分是合理的。我会把李商隐定义为唐代诗人中相对闭合的某种类型，而他是其中最内向化、内敛化的一个。写诔奠之辞其实并不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恩主令狐楚，用四六骈文写作各种章奏书启，后来也给别人写祭文、碑志，写这些公私文章用的都是流行的骈文，他从小就受了训练。刚才说过，他的诗是相对闭合的、内敛的，而当我们去看李商隐写的祭文，就会发现他在文章里涌流的强烈的感情，特别是为自己亲人所写的祭文，其表现强度要远超过读他的诗（比如那篇《祭小侄女寄寄文》）。他的诗反而像迷一样，不会让过多的个人色彩外溢出来。在这些祭文中，我们最内向的诗人透露了他最真实的感情。他的感情之深之强可与老杜一比，只是他经常会将它们掩盖起来。

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夫妇墓志铭》，宜阳鱼元弼刻字。作于大中三年（849），李商隐时年38岁。王翊元是王茂元之四弟，李商隐妻家的长辈。

《降魔变》，马鸣谦著，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洛阳：

文学的都城

新京报：《不尽的尾声》一章写道，“在晚唐诗人的书写中，洛阳渐渐脱离实在的情境，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历史记忆的翳影，它们追忆与想望的，是洛阳灿烂辉煌的过去。”这大概也是今人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想到洛阳时的所感所想，洛阳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你如何看待作为某种象征的洛阳？

马鸣谦：我从直觉出发写作，写下了《唐诗洛阳记》。在此过程中上溯我们的文化根脉源流，试图重新找回这颗“华夏之心”。洛阳是文学的都城，艺术的都城，作为历史文化地标，洛阳的地位无可动摇。另外，我也希望这本书可以让读者在读唐诗时，能有意识地进入一种空间性与历时性的思考。

最后还要提到我的一个发愿。九月我会去洛阳做一场首发活动。我可能会通过某种恰当方式，建议洛阳方面的朋友把诗碑建立起来。我前两年译出了《松尾芭蕉俳句全集》，芭蕉句碑包括其他诗人的句牌，可以说遍布了日本国境。每到一处，作为旅途一景，大家都会读一下刻有诗句的诗碑，这种无形的文化熏陶特别重要，很值得借鉴。文学能不能进入我们实在的城市空间与生活空间？当然可以，这也是《唐诗洛阳记》两册所包含并希望达成的另一层用意。

采写/张进

编辑/走走 青青子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