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花玉移栽后怎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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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成功实施多基因编辑猪-恒河猴异种肝、心、肾器官移植。2020年6月29日，医护人员在病房内查看移植肝受体猴的体征。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6日发布《中国人体异种器官移植临床试验专家共识》，明确对于异种器官移植，应本着“鼓励研究、审慎发展”的态度，科学评价研究进展、清醒认知相关风险。此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科技伦理原则和治理要求、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等方面内容，也为异种器官移植、基因编辑等科技伦理治理明确了界限。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3月初发布消息称，在该中心接受猪心脏移植的57岁患者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在术后两个月死亡。

对此，相关部门和权威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异种移植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探索意义，但从动物实验跨越到临床成功，路途还非常遥远。现阶段，异种移植面临科技水平、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等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存在跨物种感染导致灾难性后果等重大安全隐患，因而需要在世卫组织（WHO）制定的伦理框架下，严谨审慎确定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谨防其沦为学术或资本炒作的噱头。

“猪心猪肾异种移植”趋热源于供体严重短缺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贝内特于1月7日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经基因改造猪心脏的移植手术，是全球首例将猪来源心脏移植到人类受体的手术。术中使用的猪，被“敲除”了三个会引起人类排异反应的基因，以及一个预防植入人体的猪心脏组织过度成长的基因。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称，在术后几周，贝内特体内的移植心脏运转良好，未出现排异反应迹象。他与家人一起生活，接受了帮助恢复体力的物理治疗。该中心教授、心脏异种移植项目主任穆罕默德·毛希丁表示，研究人员通过贝内特的手术获得了宝贵信息，并计划在未来继续进行相关临床试验。遗憾的是，移植术后约两个月，贝内特不幸死亡，但死因迄今尚未公布。

“从公开信息看出，受者贝内特患有终末期心脏病，已失去接受常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资格。”国际异种移植协会（IXA）常委、四川省医科院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邓绍平认为，尽管患者术后两个月去世，但此次手术仍具有一定意义，为异种移植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科学数据。

其实，在猪心移植前，研究人员已开展猪肾移植手术。“美国纽约大学2021年相继完成2例将基因编辑猪肾‘移植’给脑死亡患者的手术，术后无超急性排异反应，并正常‘工作’。”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移植研究所教授陈忠华介绍，今年1月20日，美国器官移植杂志（AJT）发表首例肾异种移植手术论文称，患者在术后24小时内开始产生尿液。“这两例猪肾移植的受体都是脑死亡患者而非等待移植的病人，两次实验并未完全将猪肾植入人体，而是采用医学上常用的‘载体灌流技术’，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床试验。”

异种移植趋热，凸显供体严重短缺、器官移植费用高昂等全球性问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仅次于美国。中美两个移植大国年均新增器官衰竭患者数量分别约为30万和12万，但分别仅有不到2万和4万可获器官移植，巨大的供需缺口使数十万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供体中离世。

“猪心、猪肾等器官大小与人相似，有可能发挥类似的功能替代作用，且猪是经济型可量产动物，是理想的器官供体来源。”曾成功将基因修饰猪的肝、心、肾在藏酋猴身上移植并使受体存活26天的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肝胆外科教授窦科峰表示，若将基因编辑过的通用型无菌动物器官成功移植给人类，异种移植或将成为平衡人体器官移植供需的一道曙光。

有不少专家对此存疑。“异种移植的心脏功能兼容性问题尚需观察和解决。”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薛武军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猪心能否完全发挥人心功能，包括激素分泌、代谢平衡等。此外，动物与人的凝血系统分子有差异，部分供体因子无法调节人体凝血，血小板功能也受到影响。移植手术后，凝血障碍或导致心脏血管血栓形成，引发心脏缺血与损伤。

“实际上，包括狒狒心脏移植在内的异种移植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人尝试，但效果始终不理想，因为排异反应太严重。”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洪涛说，“猪肾、猪心手术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手术把猪的排异基因提前敲除屏蔽，希望能降低人体对猪器官的排斥反应。”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多个团队正在从事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编辑猪的生产能力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有约20家医疗机构或生物科技公司在开展猪-猴模型的异种移植实验，作为器官供体，基因编辑猪培育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吸引大量资本涌入。

三大致命风险：“免疫排斥”“跨物种生物安全”“社会伦理”

“作为医学实验探索，异种移植研究有其必要性。”但黄洁夫等受访专家表示，“免疫排斥”“跨物种生物安全”“伦理风险”等是现阶段异种移植面临的重大隐患和主要障碍。“从实验到真正意义的临床，异种移植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风险一：免疫排斥难以完全避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周江桥告诉记者，器官移植工程非常复杂，虽公开资料显示猪心、猪肾移植案例未有排斥反应迹象，但由于该案例未发表正式文章、未经同行评议，且猪器官在人类受体的时间相对较短，仍存在发生免疫排斥反应和病毒感染的风险。现在同种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障碍都未完全解决，更不用说异种移植了。

黄洁夫介绍，异种移植后几周、几月甚至几年内都有可能发生迟发性排斥反应，目前对这些类型的排斥免疫机制还是未知。此外，基因改造工程并非只是敲掉靶点基因就代表能抗排斥了，还需要配合一定的免疫抑制方案，确保异种移植成功。

风险二：跨物种移植生物安全风险存重大隐患。“异种移植还要面对跨物种的病毒感染风险，若盲目开展异种移植临床试验，可能会造成动物身上的未知病毒与病原微生物在人类传播的灾难性后果。”黄洁夫担忧道。

周江桥认为，目前有一些外部的物理洁净手段但无法改变猪的内源性潜在致病基因。“目前已知猪体内带有‘人→非人’动物互传的微生物有18种。其中，最难消灭的是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

风险三：伦理风险不容忽视。陈忠华认为，异种移植的手术方案几年前就已提出，之所以近两年才得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伦理审查以及知情同意前提下的标准试验的寻找和征集。

外国专家坦言，猪心移植受者能用到这项实验性疗法，依据的是FDA的“同情使用”条款，即当患者面临严重或危及生命的医疗状况，且仅有实验性疗法这一种选择的时候，就适用这项条款。贝内特是在新年前夕拿到FDA的特别许可，才有机会接受移植。“FDA审查流程相当严格，异种器官移植在美国从未被正式批准。”邓绍平说。

黄洁夫强调，在移植医学中更需加强伦理学规范，尊重生命与人格尊严。他说：“从心脏移植临床经验可以确定心脏绝非一个简单生物泵的作用，传统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主神志，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存在‘心脑’反射中心。受体接受手术后不同程度地受供体影响。若开展异种心脏移植，势必带来表观遗传学甚至受体性情的改变，严重影响人类尊严和人格意义上的同一性。”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些年来，为探索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的“瓶颈”问题，异种移植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但异种移植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还涉及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方面问题，会对社会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本着“鼓励研究、审慎发展”的态度，科学评价研究进展、清醒认知相关风险。

谨防资本过度炒作 继续鼓励器官志愿捐献

受访专家认为，对异种移植研究要有清醒认识，谨防资本过度炒作，切忌盲目“跟风”。

黄洁夫、薛武军等表示，现阶段推进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是解决供体短缺和器官移植事业改革的现实途径。相信未来异种移植技术的进步将为器官移植供体短缺找到解决方案，但目前还不是人类务实解决高质量移植医疗服务的方向。当下，部分海内外媒体热炒所谓“异种移植实现重大突破”，实际上并无重大技术创新与进步，在可预期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临床应用的方法。决不能用这种科技追求幻想减少现在推进器官捐献的努力。

当前，我国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

“异种移植举世关注。虽然世卫组织联合国际异种器官移植协会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在长沙制定和更新了国际异种移植临床规范，但我国相应技术准备、伦理审查及政策法规建设尚未完善。”赵洪涛表示。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霍枫表示，“截至目前，除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异种移植学组发行的《异种移植临床研究指导意见（2018建议版）》外，我国并无相关法律法规，也缺乏伦理审查小组。人体同种移植的条例都尚未完善健全。异种移植决不能盲目推进。”

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委员会副主任翟晓梅建议，相关部门需建立科技伦理审查监管机制，引导相关临床试验及其操作程序合规开展，使本身就复杂的器官移植工作走在正确的医学技术发展轨道上。对于异种移植研究，黄洁夫表示，要结合我国国情，有定力、不盲从、敢创新，鼓励社会企业参与研究发展但切忌被资本绑架。

2022年1月7日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团队正在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图片来源：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官网）

2021年10月20日，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外科医疗团队正在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图片来源：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官网）

作者：□本报记者 周宁 李会平 黄可欣 侠克

来源：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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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清晨太阳升起，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的一块五十亩韭菜地里，已经有农人握镰刀割韭菜了。植株茂密健壮，叶片上滚动着露珠。基地负责人胡冬梅介绍，这些韭菜被称为“西郊盖韭”，在济南地区有300余年种植历史，但在近些年的城市化浪潮下，曾面临绝产困境。二十年前，她从日本留学回国，和父亲选择用传统方法种植西郊盖韭。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西郊盖韭逐渐形成规模，成为“槐荫四宝”之一，其栽培技艺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0月21日早，西郊盖韭上沾满了露珠。受访者供图

需要精耕细作的栽培技艺

黄河一条支流从济南南部山区蜿蜒流下，在城市西部冲击成一块平原。槐荫区历史上被称为济南西郊，当地农人借助优渥的水土条件种植蔬菜瓜果。在明末清初，农人们发明了“扒韭墩、剪韭毛、剔韭墩”的栽培技法。

胡冬梅介绍，要种西郊盖韭，首先是“扒韭墩”，就是在春天，移栽上年已割茬并休养壮实的韭菜根，这就是“扒韭墩”；夏季蚊虫多，韭菜畦上要盖蚊帐，到了初秋，还要将间作收获的黄豆煮熟发酵碾碎，与有机肥混合作为肥料，施于韭菜畦行间；冬天渐冷，农人要剪去被寒风冻缩回的韭菜枯叶，这就是“剪韭毛”，剪掉后，植株会露出韭菜根，再用筷子小心清理掉韭蛆，这就是“剔韭墩”。

成捆的西郊盖韭。受访者供图

“要还原出西郊盖韭的传统味道，就不能在大棚里种韭菜，一定要让阳光直射到植物上。天冷时要及时遮盖小拱棚、搭草毡子。”胡冬梅坚持用人工精耕细作的方式种西郊盖韭。

通常情况下，韭菜能够一茬接一茬地采收好几年。但胡冬梅告诉记者，她们基地隔两年就要换一次地。她说，韭菜连续种植两年后，土壤中积累的韭蛆会特别多，而且一些养分会大量缺失，所以采用轮耕方式，是为了保证韭菜质量。

留学返乡做“老口味”韭菜

2002年，胡冬梅从日本留学回来，本想在城区从事外贸工作，父亲胡世仁却建议她从事农业。胡世仁从1992年起，在镇上种圆葱，他觉得农业是关系民生大计的大事儿，对锻炼年轻人有好处。

胡冬梅留学归来后投身农业。受访者供图

于是，在槐荫土生土长的胡世仁，打算和女儿一起把“西郊盖韭”的老口味寻回来。据槐荫区政府官网介绍，本世纪初期，西郊盖韭面积迅速减少，一是随着国家交通迅猛发展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使盖韭失去了原有的价格优势；二是随着济南市经济快速发展，菜农挣钱门路越来越多，弃菜改行的较多；三是城市发展挤占了绝大部分盖韭种植区，西郊盖韭种植区面临着继续西移或者绝迹的局面。

为了恢复西郊盖韭这一历史特色品牌，在当时已经退休的原槐荫区蔬菜局局长陈冠昌的倡导下，2004年，胡世仁的公司在段店镇大金庄西部租地30余亩，对西郊盖韭进行保护性种植开发，并于2005年邀请区镇农口科技人员等成立了课题组着手开展保护工作。

“像我是1980年出生的，我小时候都没听说过‘西郊盖韭’，可是父母辈那些人都知道。我们年轻一代要不做，这种口味就消失了。所以，当慢慢投入到农业里去，我就发现恢复家乡‘老口味’就是我的使命。”胡冬梅说。

中国人有在传统节日吃饺子的习俗，人们尤其热衷韭菜馅饺子。如今，槐荫区已建立了50余亩无公害“西郊盖韭”基地，年产量达500吨，主要发向济南市民的餐桌，有一部分运向北京、上海。胡冬梅介绍，西郊盖韭在春节能卖到60元一斤，仍然供不应求。

种植成本高昂需要创新

曾经的西郊，在十余年时间里，已经成为高铁站、大剧院和数千家企业汇集地。胡冬梅在西郊盖韭种植基地里，就能看到不远处的高楼群。

传统社会，农人们会每隔一两个月割一次韭菜，割完就到市场上卖。但胡冬梅会从基地里划出一片，一年只割一两茬韭菜。她说，这是为了“养茬”，要让这些苗儿，尽情地长一年四季，待到它们在年关前，长到“韭叶如兰展碧天”时，再进行收割。

韭菜幼苗定植。受访者供图

“不管是包饺子、烙馅饼，还是制作韭菜盒子，都好吃，都有韭菜味儿。而且在口中是一种香辣感，吃了以后，还不让人有那种烧心的感觉。”胡冬梅说，她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喜欢吃刚收的盖韭，吃再多她都放心。

人们喜欢吃传统方式种出的韭菜，但在城市化进程下，传统精耕细作方式在面临挑战。胡冬梅说，现在城市郊区，种地的人在减少，在农忙时候，临时工薪酬即使达到一天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还很难招够人。

胡冬梅说，在守正基础上，她们也在尝试创新，“比如从前浇水、施肥等全是靠人力。这几年开始采用水肥一体化系统，提高机械化水平。另外，也要用好互联网平台做品牌推广。总之，要让济南的老口味，一直留下来、延下去。”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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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尿毒症患者有机会做肾移植手术。然而对肾移植患者来说，手术顺利完成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严峻的考验伴随终生。肾移植术后终生服用的免疫抑制剂非选择性降低了人体的抵抗力。抵抗力偏高会诱发移植肾排斥，抵抗力过低则带来感染、肿瘤风险增加。如何保持免疫状态的平衡，是移植医师的责任，更是患者的重任。

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人体最复杂的系统。现代医学仍没有准确客观的指标来评判个体的免疫状态，这就导致了移植医生无法用一个或者几个指标来评判患者的免疫状态。但是这并不代表患者不能通过一些自我症状及检查结果来做一个粗略的判断。

一、自我症状与体征

体温、血压、心率、体重这四项指标应该纳入每一位患者术后管理的常规项目并予以记录。发热（低热或者高热）可能预示患者存在潜在的感染与排斥。持续的体温监测能够让患者了解自我的基础体温值并对于体温的变化予以评判。

血压的稳定（血压控制范围≦140/90mmHg，有蛋白尿患者≦130/80mmHg）是维持移植肾长期存活的重要因素。患者发生急性排斥时，常常伴随血压的异常波动。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移植肾肾小球的高灌注引起蛋白尿，并造成移植肾小动脉硬化，影响移植肾功能。需要注意的是，降压并不意味把血压降的过低，这会导致机体各组织器官灌注不足，引发其他疾病。

心率的异常通常与血压、体温的异常相关联，而移植后的心慌气短往往提示有心脏问题或者肺部问题，若症状持续需引起高度重视，请及时联系移植医生予以鉴别。静息状态下异常的心率波动则还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

体重是每个患者需要持续监测的指标，比记录出入量更简单方便。在强力免疫抑制剂的加持下，很多亚临床的排斥随之出现，体重的持续上升可能是出现排斥的第一信号。以上四个基本的自我评价要素，可以作为患者免疫状态评价的第一道关，对于提前发现感染、排斥有重要意义。

移植区局部的自我感知也很值得患者注意。移植肾的急性排斥反应常会导致移植肾的体积增大，然而因为移植肾的去神经化，往往反馈到患者身上则表现为移植肾区肿胀感或者移植肾“增大”。而反复出现的泌尿系感染逆行累及移植肾时，经常伴有移植肾区触痛以及尿频尿急尿不净等尿路刺激症状。

二、患者的基础疾病史以及暴露环境

既往有糖尿病、冠心病病史，移植前发生持续低蛋白血症以及中重度贫血的患者在肾移植术后使用常规剂量的免疫抑制剂时发生过度免疫抑制的几率大大增加。患者在围手术期和出院后暴露环境出现以下情况会降低抵抗力增加感染的机会：

①输血次数增加，输血量增加；②移植后在ICU留置时间过长；③移植术后应用时间过长的广谱抗生素；④双J导管、引流管放置时间过长；⑤居住环境潮湿，不通风，或建筑工地附近，有宠物、家禽接触病原体交叉感染史；⑥与家庭、社区中有某种感染的人群密切接触等。患者在围手术期应用抗人T细胞免疫球蛋白 （ATG 累积量 > 5-6 mg/kg）或者反复多次进行过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后的半年之内需要密切注意个人防护，预防感染，特别是肺部感染。

三、临床检验报告

临床检验报告是肾移植患者规律随诊的重要指标，也是移植医生调整免疫方案的依据，了解常见临床检验报告的结果对患者近期免疫状态的自我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免疫学检查结果：

免疫六项：血清IgG下降≤600 g/L，且呈现继续下降；补体C3、C4低于正常范围低限较多，提示免疫力下降；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CD4+ 细胞绝对计数≤ 200个/ul，CD4+/CD8+

血常规检查：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持续升高超过正常值提示细菌感染（但是大剂量激素应用也会导致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升高），持续低于正常值则提示病毒感染，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淋巴细胞绝对计数比值持续显著升高提示病毒感染；

（二）免疫抑制剂药物浓度测定：

在肾移植术后的不同时期，往往需要维持不同的免疫抑制强度，药物浓度的监测能够提供一个直观的标准。药物浓度的过高与过低都可能导致免疫状态的异常。对于环孢素而言，因为不同剂型的差异，往往监测浓度有所区别，服用新山地明的患者，因乳化型工艺一般需要监测C0和C2，即服药前谷浓度和服药后2小时药物浓度，原则上如果CsA：C0 > 400 ng/mL，C2 > 1600 ng/mL，则需要下调药物剂量，其他剂型的环孢素则监测C0即可，持续过高的药物浓度会导致免疫抑制过度，增加感染风险，同时长时间的高浓度会造成移植肾药物毒性。而他克莫司药物浓度调整上限一般是 TAC：C0 > 12 ng/mL，西罗莫司则是SRL：C0> 10 ng/mL。对于米芙或者吗替麦考酚脂的药物浓度监测是有争议的，因为不同种族不同剂型药物的生物利用度不同，原则上MPA AUC 0～12参考范围为30-60 ng·h/mL（估算值），若> 70 ng·h/mL则需要进行药物下调。

（三）器官移植相关病毒（巨细胞病毒、BK病毒和微小病毒）监测:

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曾经是肾移植术后患者发生重症肺炎的主要病原体，死亡率极高。近年来，随着移植医师对CMV的认识，大部分中心都采取普遍预防和抢先治疗的手段，巨细胞病毒肺炎的发生率已经大幅度降低。相反，因为强效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近年来BK病毒感染反而呈上升趋势。BK病毒感染往往能导致BK病毒肾病造成移植肾失功。值得注意的是，BK病毒尿症、BK病毒血症、BK肾病发生率自下而上成金字塔式排列：即并不是所有的病毒尿症都伴有BK病毒血症，而造成肾功能损害的BK病毒肾病发生率大约在1%左右，故而患者也无需谈BK色变。在移植后早期，我们还是建议将尿BK-DNA监测作为常规项目。若检查发现尿BK阳性则需血/尿BK都要持续监测，尿BK>108copies/ml，血BK>104copies/ml是需要调整免疫强度的临界值。微小病毒（PVB19）感染与移植后贫血有关，若患者在移植术后发生临床不能解释的贫血表现，则需进行PVB19-DNA的监测。其治疗也与BK病毒治疗类似，降低免疫强度是重要手段。

《黄帝内经》中说道：上医医未病。患者不可能替代医生进行医疗决策，并不意味着患者不参与其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如何健康的生活是摆在每一位涅槃重生肾移植患者面前的重要题目。初步了解自身的免疫状态可以给移植医师提供第一手资料，能及时发现自身潜在的隐患，使“肾”命之花长开！

（通讯员 焉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