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养的花怎么样

老舍养的花怎么样

老舍创风骨，坎坷六十年,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老舍养的花怎么样1

昨天，北京人艺的《茶馆》本轮演出结束，两天前，它迎来第700场。自1958年话剧《茶馆》首度公演，至今已有六十个春秋。

观众看《茶馆》，不再是一次普通观剧或文化消费，它更像是一个仪式、一种标识、一次狂欢。

在《茶馆》公演60周年之际，新京报文娱部推出大型专题“《茶馆》的继承者们”，独家采访多位北京人艺“《茶馆》人”，包括第一代老艺术家郑榕、蓝天野，第二代主演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吴刚、岳秀清，如今的青年主力雷佳、闫锐、班赞、金汉，以及童道明、梁秉堃等专家与亲历者，共同追忆伟大的老舍先生、焦菊隐先生、夏淳先生，畅谈几代人艺演员排、演《茶馆》的台前幕后。

诞生

1958年3月29日，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公演，六十年来《茶馆》创造了奇迹和辉煌，它的艺术魅力、文化生命还在延续。今天，尽管“经典”一词已被泛化乃至滥用，但在语义学的原初意指中，《茶馆》是配得上“经典”称谓的话剧，也是新中国产生的了不起的杰作。

《茶馆》的诞生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1949年末，老舍应文艺界朋友诚约，从美国回到阔别14年的北京。他看到人民政府为老百姓修沟、铺路、治污，改造旧的北京城，内心无比激动，焕发了创作激情。20世纪50年代初他连续写出《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等，都是歌颂新时代、新人物的现实主义话剧。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老舍萌发了要写一个歌颂普选的剧本愿望，并于1956年完成剧本《一家代表》（来自公开出版物资料，但据蓝天野、老舍之子舒乙等亲历者回忆，该剧本实为《秦氏三兄弟》），当时人艺的院长曹禺和副院长焦菊隐看了剧本后认为“太散”，但焦菊隐觉得其中一幕表现茶馆里的市井人情“古今中外罕见”，建议由此生发，重新结构剧情。老舍先生欣然接受，花三个月重写了剧本。

1957年，18400字的《茶馆》剧本，首发于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而北京人艺这边，老舍与导演焦菊隐以及一众演员，则从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一个调度做起，开始了反复不断地设计、排练，精雕细琢。

【蓝天野释疑】

原剧本之谜

据首版秦仲义饰演者蓝天野回忆，《茶馆》实际是改编自老舍的剧本《秦氏三兄弟》中的一幕，“文革”以后老舍的儿子舒乙还亲自向蓝天野提起过，在整理老舍遗物时找到了《秦氏三兄弟》剧本的原稿，后发表在1986年6月的《十月》杂志上，其中有一幕就叫《茶馆》，与后来搬上舞台的《茶馆》第一幕基本上是一致的。

据蓝天野回忆，《秦氏三兄弟》给到北京人艺后，根据惯例，主创人员要与作者进行创作交流，当时谈完后，焦菊隐向曹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如果把本子中“茶馆”戏拿出来单独写会更精彩，但这个意见他自己不好说，感觉像是把老舍原来的剧本都给否定了。曹禺院长听了后，决定亲自去和老舍说，代替焦菊隐说出了那个想法，老舍听后立刻表态，“好，这个意见好！”

公演

1958年3月《茶馆》在舞台上一亮相，观众反响热烈，也引发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话剧民族化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批评意见挟着左倾偏见来势威猛，一时间《茶馆》被判定有三大问题：一是没有表现党的领导，二是让工商小业主成为主人公，三是表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没落思想感情。《茶馆》虽然没被明令禁演，但是却自行停演，直到1963年5月才复排上演。

《茶馆》的产生固然是老舍先生的心血结晶，是他多年人生历练、情感积淀的结果，也和北京人艺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追求的艺术群体密不可分。据舒乙回忆，老舍与焦菊隐的第一次戏剧合作是《龙须沟》，焦菊隐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令老舍感佩，然而焦菊隐的艺术个性有时也让老舍心绪不平——焦菊隐喜欢按照自我意志改造剧本，甚至《龙须沟》的排练本上还印了焦菊隐的名字。老舍后来把他创作的剧本拿给别的剧院去演，演下来却都是反响平平。老舍把《茶馆》的剧本再度交付焦菊隐，既是他个人不计前嫌的睿智选择，更是一个经典剧目赖以产生的良好开端。

然而，老舍与《茶馆》注定命运多舛。 1966年“文革”开始，老舍被造反派批斗、毒打，这位一心讴歌新时代、新生活的作家怎么也想不通，他究竟犯了哪条律法，以致要付出人格被污、尊严受损、人将不人的代价。1966年8月24日，热浪滚滚，烈日灼人，老舍自沉太平湖，用自尊的生命换取一份清净。

此后是“雾塞苍天百卉殚”的十年“文革”，老舍已逝，《茶馆》蒙尘，作为“大毒草”、“黑样板”，《茶馆》成了被声讨、被批判的对象，谁还敢为它作一点申辩？老舍和他的《茶馆》明珠暗投，长夜漫漫，只能等待春光乍现。

“禁演”之谜

蓝天野认为，关于外界传的1958年和1963年《茶馆》两次被禁演的说法，完全是不存在的。

他回忆，“《茶馆》1958年3月首演之后，正值大跃进时期，其他院团都是大演革命戏现代戏，歌颂大跃进。北京人艺当时坚持早、中、晚演出三场《茶馆》，但由于经常要更换剧目，因此将人艺演员分成四个演剧队，其中蓝天野所在的三队实力最强。当时三队带着《智取威虎山》等两部戏到了福建前线去慰问演出，因此那时《茶馆》就不演了，但并非外界所说的1958年《茶馆》禁演。

蓝天野还回忆，1963年中央提出“大写大演十三年”（指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63年），“南京到北京，夺印霓虹灯”，戏曲只能演《夺印》，话剧院团都要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起初人艺没有演，但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排演了。排完后，发现剧院还剩下很多演员，经调整这部分演员正好可组成《茶馆》的阵容，因此当时人艺在首都剧场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人民剧场《茶馆》，两戏并演。

《茶馆》按照当年预计的场次全都完成了演出任务。蓝天野认为《茶馆》这样题材的作品，在当时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并还在坚持上演实属不易，以至于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批判最狠的两棵“大毒草”就是《茶馆》和《关汉卿》，“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出国

1978年，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加在老舍身上的污名被除去，老舍被平反昭雪，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名誉。1979年2月，在老舍80周年诞辰之际，北京人艺以原班人马重演《茶馆》，世事苍茫，莫之敢忘，剧场里观众热烈的反响，再一次证明《茶馆》的艺术魅力势不可挡。

《茶馆》不仅感染了本国观众，也让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德国人乌苇·克劳特执意促成了《茶馆》到欧洲的巡演。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当时绝非易事，外交沟通、双方协定、道具运输、剧场排期、同声传译，无不面临困难和挑战。

1980年9月至11月，《茶馆》应邀赴德国、法国、瑞士三国进行访问演出。此次经历却被蓝天野戏称为“犹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剧组辗转72小时才抵达德国。《茶馆》在欧洲全程50天，访问了15个城市，共演出25场，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蓝天野说谢幕时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全场观众还使劲儿地用脚跺地板，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欧洲观众表达他们最为赞赏的方式。演员一遍遍地谢幕，就用了将近20分钟。

复排

在《茶馆》的演出史中，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节点——1992年7月16日，在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之际，老版《茶馆》的原班人马在首都剧场演出，这一年扮演老掌柜王利发的于是之65岁，蓝天野与其同庚，观众们心里明白，这样的演出阵容不会持续很久了。这是《茶馆》自首演以来的第374场演出，也是超龄服役的老演员们的告别演出。

大幕拉开，演员表演精彩依然，只是非常熟悉北京人艺的老观众发现，于是之的表演有些吃力，台词有些间断，好在演对手戏的郑榕、蓝天野等人，给予于是之以巧妙帮衬，使得外人根本看不出瑕疵。谢幕时，观众掌声如雷，久久不肯离去，有人把写有“戏剧魂”三个大字的条幅送上台去，满含热泪的于是之则对着观众席坦陈心声：“感谢观众的宽容！”

要想延续辉煌，只能培养新生力量。1999年林兆华导演以全新演员阵容：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冯远征、吴刚等重排《茶馆》，10月12日新版《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林兆华想探索《茶馆》的新路，为此，在版本上，他全盘采用老舍的文学剧本，而不是焦菊隐的演出本，在舞台布景上大胆追求写意化。然而演出后却是众口难调、毁誉参半。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者言，《茶馆》终于有了衣钵传人；忧虑者言，新生代演员跟老演员相比，总还差着一点点。2005年6月28日，为纪念焦菊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人艺恢复了焦菊隐版《茶馆》。

未来

2018年的《茶馆》演出市场，火爆到一票难求，而今的《茶馆》演出了真传，演出了精妙，然而，虽然梁冠华等还在当打之年，但濮存昕等已经接近了当年于是之告别演出的年纪，培养新演员又成为延续《茶馆》艺术命脉的关键。《茶馆》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附着真诚的心灵和艺术的灵性，它把每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都变成了了不起的艺术家，也把每一个热爱戏剧的观众带入到艺术审美的愉悦之境。

撰文/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专题策划：田偲妮 何建为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玮 杨畅 实习生 徐美琳

刘姝君 夏秋子

特约撰稿：朱饱 刘臻

封面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专题题字：蓝天野

专题制图：许英剑 剧照提供：北京人艺

老舍养的花怎么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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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写作中的老舍

身为知名作家的老舍，抗战时期经常陷于“稿债”之中。迫于为稻梁谋的压力，陆续在几所学校教书。为了让学生有所获，又备课极认真，便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写作时间和精力被大大压缩，想写一个“大部头”，却始终没有连续性思考的时间，又在不断朋友们不断飞来的约稿信件中难以躲闪，焦虑满满。

怎么突围？他想到的办法，是公开登一封信件，给诸位催稿如催令的朋友们“磕头了”，请求朋友们放过他，给他还未问世的长篇作品一条生路。

生活中的老舍被许多人认为诙谐有趣，善于捕捉细节和情绪入文。殊不知，越是敏锐、细腻如老舍，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而那个年代，又少有邻居有为他人着想的念头，多忙着自己的生活娱乐，发出各种噪音。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搬家也成了老舍生活中的一桩常事。

-节选自-

《老舍和他的作品》 胡金铨/著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从北伐后到抗战前，全国文艺性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供求”的需要，老舍就“大力增产”。

“量”一多，“质”的方面难免就差了。他说：“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些……可是还有些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有功夫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

由零售精品到批发“行货”，老舍有很多不得的苦衷：碍于情面、应酬朋友和增加收入；往往在“半情愿”和“半被迫”的情况下，写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他说：“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和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跟我要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都给他寄去了。”

老舍在伦敦

老舍是写长篇小说出身，后来改写短篇，也是为了应付各杂志编辑。他说：

“

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多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的更多：‘既然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么说吧，赶一篇，要快！’话说的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的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

”

这些话倒不是老舍自谦，有几篇文章的确是短小而不精干，一看就知道是“赶”出来的文章。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叫《赶集》，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候，他的作品“量多而质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无法安排。老舍到济南后，生活固然很安定，但先决条件是要教书。而教书是既费精力又耗时间的事情——尤其他是个“新入行”的教授。

老舍教书很认真，永远是把授课的材料准备充足，讲义编好，然后到教室对学生朗读，再逐段讲解。无论是在“齐鲁”或青岛的山东大学，时常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图书馆阅读、编讲义。有一次同学问他：“最近写什么小说？”他回答：“没有时间啊！”同学又问：“你每天才教一小时，不是很空吗？”他说：“可是，我得预备讲义呀！这么一来，一整天就完了。”

教书是为“稻粱谋”，单靠写作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说：“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功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他在给王云波的信里也说：“狗急跳墙，没办法，只能以短篇杂文来应付。”

老舍与胡絜青的结婚照

教书和写作在时间上起了冲突，以至生活秩序大乱。老舍着了急：“创作这个准备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字——‘饭’。常常听见人家喊：没有伟大的作品啊！每次听见这个呼声，我就想到这样呼喊的人的心中，写家大概是只喝点露水的什么小生物吧？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么高的才力，这一世恐怕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希望了。但是我相信，给我时间与饭，我确能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一试。”

若是“教授”和“作家”之间，由老舍自由选择的话，他曾肯定地说：“我最不愿意当教授，当教授是最没出息的。我每天要预备些演讲材料，要上学校去，这时间花得太多了。不当教授，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方面去，当教授就破坏了一切计划，写长篇小说不行，写短篇小说，不能找到好材而只好马虎了事，这样有什么好贡献出来？我昨天写了十多页，今天统统送到纸篓里了。此处各杂志上写的散文也是在百忙之中草草应付的。”

关于应付杂志编辑，他曾坦白地说过：“朋友们索稿十万火急，短篇小说就非写不可；不是因为容易写。而是因为可以少写些字，早些交卷。”后来他甚至于把教书的讲义寄去发表，像《老牛破车》《怎样读小说》和《AB与C》就是这么来的。

老舍对“粉笔”生涯越来越厌倦。在一九三三年春天，他得了腰病，仍然要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到一九三四年，他许了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专心写文章，这个是不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假如这能实现，我愿意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错，那里也有朋友。”

他为了这个心愿：一九三四年暑假辞掉“齐鲁”的教职，八月中到了南方；在上海、杭州、南京玩了一阵子，同游的有他的好友白涤洲和齐铁恨。在上海，老舍看见了文坛的盛况，但经过“深入调查”，卖文还是无法糊口，终于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请，重操粉笔生涯。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时局越来越紧张了，老舍再辞青岛大学的教职，才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可是生活情况则大不如前了。

在青岛大学，老舍仍然不能教书和写作兼顾，有一次王统照和臧克家找他聊天，大家谈到写作计划，老舍说他曾想写一部二百万字的长篇，但因为时间无法安排，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在他摆脱一切教职之后，依然为各杂志编辑逼稿所困，无法写自己理想的文章。

这情形一直延续到抗战之后，他实在忍无可忍，才决心拒绝各杂志的索稿，在《宇宙风》上登了个声明，题目叫《磕头了》。他说：

朋友们索要稿子，给我很大的痛苦。我的心愿意“有求必应”，我的脑子可是必须“力求节约”。头昏与头晕，在这五年来，时常的使我不得不放下笔。我不甘心放下笔。可是脑子既抛锚，手里紧握着笔又有什么用呢？这本身就是苦痛，我是高兴写文章的人。再加上朋友们的力索供稿，我的苦痛便加了倍数。

在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子的东西。所以，去年我决定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这篇小说须有一百万字，预计需两年写成。但是，去年只写了三十万字，因为头晕与头昏时时跟我裏乱。今年，更不好了。一入春便头晕，半年中倒停笔了两个多月。照这样下去，今年至多大概只能写三十万字；而百万字非三年多写不成了！

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别再向我索要小文！我一天，在头不晕的时候，只能写几百字或千余字。一篇小文便须占去一两天的工夫，假若“有求必应”，那个长篇便永无交卷之期矣。我并不敢说那个长篇将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不过我既已写了三四十万字，实在不情愿半途而废。几位医生都嘱告过我，须停止工作，休息半年或八个月，以免病痛越拖越深。可是，我不能遵命，因为停止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怎样活下去呢？我知道这样拖着病，三天打鱼二天晒网的写长篇，必定写不好，但是，我也知道，假如放弃了它，我必会因失望与闷苦而想自杀。尽管写的不好，能写完总比半途而废强呀！朋友们，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那个要不得的长篇吧！一个要不得的长篇，在我看，总比东一下子西一下子的乱写短文更有点意思哟！在这里，我向肯帮忙我的朋友磕头致谢！

这段话说出了他的困扰，道出了他的辛酸。我想很多中国作家都有同样苦痛。

教书和写作很难“交叉作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到：

“

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若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

老舍在那段时期也有同样的感受。

自称不爱猫的老舍，其实是个十足的“猫迷”

前面提过，老舍在齐鲁大学这段时期，可以说是苦乐参半。但他对济南这个地方始终没有好感，一直想换换环境。

一九三四年初，他决定离开济南，六月二十九日，向学校辞职，八月十九日乘津浦路南下，先到南京，和预先约好了的朋友白涤洲与齐铁恨碰面，大家在金陵石头城畅玩了几天。八月底到了上海。

在上海，老舍看到了“文坛盛况”，也了解到单靠写作无法养家活口，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又重操旧业——教书。

这次是应国立青岛大学之聘，做文学院的教授。

老舍还没有走马上任之前，突然在十月十二日接到了一封电报：“涤洲病危”。十四日上火车，赶到北平，白涤洲已病逝。他和白从小是朋友，又是通家之好，当时悲恸欲绝。

办完白涤洲的丧事，在北平和家人团聚了几天，又匆匆赶回山东。

一九三五年春天，老舍把家由济南搬到青岛。

青岛是避暑胜地，一到五月，樱花盛开。市区的马路环山而建，街道极为整洁。海滨浴场更是驰名中外。

老舍在青岛

老舍爱花，这个地方对他很合适。至于海滩，他倒没什么兴趣，因为既不会游泳，又骨瘦如柴。就算穿上泳装，站在海边充充样子，也透着泄气。只能身披夏布大褂，端立小丘，望海兴叹。最多是卷起袖子去捡贝壳、捞水草。他在青岛出的两个文集，定名“樱海”和“蛤藻”，也就是“观海看樱”和“拾蛤捞藻”的意思。

青岛以前是德国租界，所以相当“洋气”。“洋气”的地方固然有很多生活上的便利，但先决条件要有钱。老舍不是富人，因此受了不少“洋罪”。

位于青岛的老舍故居

首先是房子，“洋楼”的设备虽好，但租金太贵，老舍无力担负整座，只有分租别人楼下的三间房。楼上的那家，有八个孩子，每天吵闹不休。老舍上去交涉，他的芳邻不但没有歉意，还把他训了一顿。没办法，找房搬家。

第二次，事先打听明白了，大人规矩，小孩少。等搬过去一看，房东养了八条狗，稍有风吹草动，众犬齐吠，吵得他心烦意乱。狗主人平时也不去遛狗，以致满院子拉屎，臭气熏天。老舍忍无可忍，搬出了“恶狗村”。

第三次，经过详细调查，左邻右舍都没有狗，也没小孩，安心地搬过去。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楼上那家是“京剧爱好者”。早晨七点钟开始吊嗓子，白天哼个不停，一到晚上，同好“雅集”。生旦净末丑俱全，文武场面带开打。有时候百家争鸣一直到深夜。老舍虽然喜欢京戏，但住在“票房”里也受不了。结果又搬出了“戏迷家庭”。

搬一回家，要装灯，报水表，改窗帘子，扔掉很多东西。老舍在青岛两年，为了房子弄得劳民伤财。

老舍对于青岛的“吃”倒相当满意，那里的鱼虾水果，都新鲜而价廉。“穿”也很随便，就是“行”有点问题。汽车，他买不起。洋车和马车都很干净，但是价钱贵。自行车不好骑，因为是山城，路太斜。所以他经常是步行。

玩呢？青岛没有“游艺场”之类的东西。京戏偶尔有名角去，票价总要两三块大洋一张，在当时已经算是很贵了，他不舍得。蹦蹦戏整年都有，也不算贵，但老舍总觉得听着不过瘾。电影只有夏季才来好片子，避暑的人一去，就拿烂片充数。

青岛是港口，经常有洋船停泊，海员们一下船当然去找刺激，所以舞厅和酒吧业很发达。舞女的数量相当多，老舍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这一点。他不会跳舞，又是教育界的人，当然很少涉足这些场合。

老舍的消遣是喝喝酒，有时候到朋友家吊嗓子，打麻将只是偶一为之。他最大的享受是逛公园看花。（完）

老舍和这本书的作者、电影导演胡金铨都是老北京人，都爱好书画曲艺、民俗文化。作为同乡，胡金铨喜欢读老舍的小说，创作电影时也曾受其影响。

作为胡金铨对老舍生平、作品和文艺活动的梳理，作品从老舍的出生起笔，详述其求学、写作、异国辗转、回国教书及至抗战时主持“文协”的经历。胡金铨认为老舍具有北京小市民的特点——“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他称之为“北京（骨泉）人”。这种个性影响了老舍的为人处世，也在其笔下人物的身上得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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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养的花怎么样3

1954年春天，老舍在小院亲手栽下了两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树上结满火红的柿子，老舍夫人胡絜青给小院起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色彩感的名字：“丹柿小院”。记得2009年，舒乙先生游丽江黑龙潭的时候，导游指着一棵一人抱粗的树说：请大家看这棵树，它的树皮裂成一个个方块形，我们叫他麻将树，摸一摸打麻将会发财哦！舒乙打量了一会麻将树，恍然大悟说：这是柿子树啊。回转头来对女儿舒悦说：我们家应该叫麻将小院。

丹柿小院里种满了花草。老舍爱花，小时候，家里就种了枣树、石榴树和夹竹桃，时时浇水。老舍当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室门外放的是大荷花盆，里面养着鱼。他常常带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他让孩子们排好队，向盛开的鲜花脱帽鞠躬。他对花草，对植物，对大自然有近乎崇拜的情感。在济南，在青岛，老舍也总是在租住的院子里养花，在花影下喝茶。现在，有了属于自家的小院，老舍养了更多花，菊花、昙花、山影、令箭、荷花、银星海棠……盛夏时，绿树成荫，花木葱茏，微风吹过，花香随着风儿漂浮。秋天，院子里一百多种、三百多棵菊花姹紫嫣红，争奇斗艳，来访的客人进门就夸“好香”！

（图片说明：老舍夫妇）

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朋友们开心，自己也快乐。

劳埃德·莫里斯说：跃动的快乐——不仅是满足或惬意——会突然到来，就像四月的春雨或是花蕾的绽放。然后你发觉智慧已随快乐而来。草儿更绿，鸟儿的歌声更加美妙，朋友的缺点也变得更加可以理解、原谅。快乐就像一副眼镜，可以修正你精神的视力。

老舍的感受大概也是如此吧。

柿子熟了，要挨门挨户去送给朋友，叫“送树熟儿”。老舍写作疲倦时，就到院中和胡絜青一起整理花木，过着城市里的乡村生活。老舍照顾着花草们，花草也用自己的方式照顾老舍。老舍工作的时候，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流汗过后，身心舒泰。

叶浅予先生曾经画过一张老舍的速写像，画中老舍周围全是花，他像个老花神。

老舍终于有了一所房子，面朝小院，春暖花开。

（此章节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