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认为“应“选贤”与能” 即选择贤能之士担任统治者而理想国则认为统治者应该是圣哲之王。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在中国儒家那里,政治是道德的延伸,用道德规范的内化力去处理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关系必然会导致政治伦理化,走德治之路。与此同时,儒家还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统治者自身的模范行为,可以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大众的头脑中,从而使大众自觉地接受统治者提倡的道德,进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选一个贤德的人治理社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王,是通过知识来统治城邦的。柏拉图指出: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 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 ” 因为柏拉图所在的古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了古希腊人追求理性、探求科学的民族精神,无形中也排挤了伦理道德在其民族精神中原本应占的份额因此他们推崇智治。
大同社会的主体是所有人而理想国的主体却只是部分人。
《礼记· 礼运》中描述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分工的社会。在这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协调和睦、井然有序。
而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将全体公民分为三个部分, 即哲学王、军人和生产者。柏拉图认为: 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 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都应在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发挥其专长, 以满足国家整体的需要。
可见《礼记· 礼运》的“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都为了追求社会的整体和谐而强调社会内部的秩序,主张人人安于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协调一致,形成一个和谐完整的有机整体。
同时二者在主体划分上又存在明显差异。在大同社会中不存在阶级人人皆平等。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他赋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 。 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儒家强调教化的作用相信人人可教化因此人人可平等而古希腊人强调天赋的作用主张用智慧来将人分为不同阶层因此认为人不完全平等。即前者强调人本而后者强调神本。
大同社会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完全寄希望于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和良心的觉醒,忽视法律的作用而理想国则体现出对理性的追求存在法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