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光是为了钱的话，我现在甩手不干也可以活得非常舒适，但我的满腔热情就是要生产出高品质的表。而且通过独立的家族运作能够将命运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而不是命运被攥在股东的手里。”——百达翡丽现任总裁Thierry
六岁的Thierry Stern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无意间打开了抽屉，现于眼前的一块珐琅怀表立即让他着了迷。也就是在那一刻，Thierry决定以后要像他的父亲一样进入制表行业，但那时的他并不明白未来他接掌的是一份怎样的家族事业以及与之相随的重任，他就是很喜爱表而已。坐在记者眼前的Thierry回忆起儿时的那一幕，依然令他兴奋不已。此时的他已经正式从父亲Philippe Stern手里接过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的接力棒，继续延续这份已经拥有170余年历史的家族事业。不变的是他对制表的满腔热忱。在Thierry看来，只要坚持对高品质的追求，利润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同时又能掌握公司的命运并承担对员工的责任。
日前百达翡丽总裁Thierry Ster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就市场、家族管理以及接班计划等话题表达了他的看法。依然供不应求 女士表市场占比将攀升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奢侈品消费在中国放缓”的言论，不知您是否认同，能否结合百达翡丽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来谈一下？目前，中国市场在百达翡丽全球市场中占据怎样的位置？Thierry：奢侈品行业的整体放缓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且我们对此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以往欧洲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奢侈品行业出现放缓的迹象，那么总有一天会波及到中国，这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即便如此，我们相信对于真正高品质、具有持久价值的奢侈品来说，仍旧是有强大的市场需求，那些只注重时髦的奢侈品也许未必有那么大的市场。对于百达翡丽来说，我们仍旧是属于一个小而精的企业，产品依然是供不应求。过去可能需求是产能的150%，现在即便市场有所下滑，需求对比我们的产能也维持在120%左右。现在我们最大的市场还是欧洲，占比40%，而包括中国、日本市场的亚洲销售占全球销售的33%，然后是美国市场(占17%)。在这些数字的基础上，我要强调的是，百达翡丽注重各个市场的均衡发展，不然会有过多的冒险。
日报：您觉得中国腕表市场还有怎样的增长空间，比如说女士腕表市场？我们知道男士对腕表的投资和收藏表现得更为积极，百达翡丽如何拓展女性市场？Thierry：目前男士表和女士表是“七三开”这样的一个规模，但是确实如你所说，我们觉得女士表的比例会进一步攀升。以往女士表可能主要还是石英表，因为它的时尚性更容易表达，而且一开始女士表的表主可能在上链、时间条方面希望有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方式，所以一开始对她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empirenews.page–]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士表主开始转向机械表，特别是像一些复杂功能的机械表，这样的需求开始不断地放大，我觉得这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趋势。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男士表和女士表必须要同步推进，而且我希望现在已经“七三开”的比例如果能够达到“六四开”，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售后服务对家族、品牌声誉极为重要日报：过去几年奢侈品牌在中国迅猛发展，但售后服务体系始终跟不上扩张的步伐，消费者对品牌售后服务的投诉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腕表和箱包类产品。奢侈品牌为何在中国忽略售后服务体系，成本是否是原因之一？
Thierry：中国的奢侈品行业，特别是箱包和腕表有如此多的投诉，我觉得简单的解释可能是有些品牌比较忽略售后服务，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成本中心存在的，所以品牌并不十分重视这项服务。如果复杂地去解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维修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中国的客户或者表主往往是急性子，所以等不及。第三点也是业内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制表师的短缺，这在欧洲已经有苗头，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很难找到足够数量且经验丰富的制表师。以百达翡丽举例，建立售后服务体系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但也是十分必需的。我们的做法是在上海成立制表师培训中心，由我们来自日内瓦的高级制表师提供培训，以此来保证中国的售后服务达到和国外一样的水平。而相关的人力，在上海的售后服务支出力量在20人左右，北京销售加技术力量是20~25人左右，还有场地的问题。我们还在不断地加大投入，加大我们的培训力度来确保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平台。
日报：百达翡丽目前在中国只有两家专卖店，但已经配备和国外统一的售后服务体系，这在奢侈品牌中很少见的，作为第四代家族继承人，能否介绍下您主张的经营理念和公司战略？Thierry：未来奢侈品牌在中国的售后服务是否会趋向完善还比较难说，因为确实现状就是很多品牌不那么重视。但对于百达翡丽而言，毕竟我们是一个家族企业，代代相传，而且这个衣钵以后还要传给我的孩子，所以家族、品牌的声誉对我们来说是立身之本，因此售后服务是极为重要的。
市场上很多品牌的手表维修期只有三十年，那之后就无法进行维修，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百达翡丽创立之后所生产的任何一款表，我们现在都具备维修能力，正是因为强大的维修能力，才能使得在诸多名表的拍卖上，百达翡丽的表一直都能获得很好的拍卖价格。当然要达到这样终生的维修能力，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零部件公司必须要有足够的库存，再者就是，失去库存的零部件，公司必须具备再制造的能力，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光是内部制表师的培训中心我们就设立了三个，一是针对公司自己制表师的培训中心，第二个是针对零售商的，第三是针对学生的。我想强调的是，售后服务这块永远是一个成本中心，不可能是利润中心，但公司要坚定不移地在这方面投入。
日报：除了售后服务体系的建立，不久的将来百达翡丽在中国还会有其他的投资计划吗？Thierry：以后也许会在中国开设第三家专卖店，但还没有明确的计划。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我们表的供应跟不上。而且现在我们并没有计划大幅度扩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开店很容易，但我们没有足够数量的表来支撑中国如此庞大市场的快速发展。再者，我们毕竟是家族企业，不是上司公司，因此不受限于股东也不是完全的利润导向，对于我们来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生产出最高质量的表。
坚持家族运作 自己掌握命运日报：许多过去是家族式的奢侈品牌现在已经转向公司、集团化运作，百达翡丽为何依然坚持家族运作？Thierry：我的满腔热情就是要生产出高品质的表。而且通过独立的家族运作能够将命运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还记得自己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怀抱着对表的满腔热忱，在珐琅工艺、表的设计、新的机芯的开发方面，我投入了大量精力，最终并不是只为了钱。因为一旦你上述几个工作做得好的话，利润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现在在我的位置上不断地追求高品质，追求工艺美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享受。这才是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而且你能够掌握公司的命运，而且还可以对得起你手下如此多的员工，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日报：您多大的时候开始意识到将来您要承担起延续这个家族事业的重任？作为家族接班人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对您的小孩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职业发展规划？Thierry：我其实最早是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要走手表的职业生涯。当时我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打开他的抽屉，看到了一块珐琅烧制的怀表，当时还不能摸只能看，就已经是非常的着迷。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决定要进入表的行业。刚才所说的珐琅怀表也是百达翡丽博物馆的第一块藏表。我父亲从来没有推着我往表的圈子里去，而是一直说“再看看吧”、“再看看吧”，是我自己一直打定了这样的主意，所以才是到今天这样一个执掌公司经营的位置。
讲到交接班还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在我担任公司总裁前十年，我已经是公司董事会的三人成员之一。而在此之前，我在公司也已经工作了十年。所以我早就融入到公司所有的工作中。而且我们通常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在董事会上我只是听，然后去问问题，然后才参与决策，这样一步步地适应管理公司的重任。对于我自己的孩子我并没有任何计划，因为我觉得首先要保证孩子良好的教育，确保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好的成绩，最终是他们自己来决定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我绝对不会干预。因为我个人认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孩子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生活最重要，哪怕他以后想做医生，只要是他做一个好的医生，一个真正专业的医生，我完全是支持的。